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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彦妮:我们应该把韩南的名字放得更大

    杨彦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

    十年前,我在燕园的大学书店里第一次看到韩南(Patrick Hanan)的名字,约略知道他是做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专家、哈佛大学教授、中文很好的洋人。十年后,我有机会负责编他的新书 Mirage——一部成书于清代的白话小说《蜃楼志》的英译本。2014年4月27日,韩南教授去世,距离他翻译的Mirage出版才两个多月。

    我没有见过他,只有因为工作原因而往复的数十通电子邮件,对他的回忆也都围绕着这本书,对他的学问的介绍和理解一定不够充分,这是一定要事先向读者告罪的地方。

    在一开始负责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韩南教授是鼎鼎大名的学界耆宿,加上又是英文书,免不了有一股豪情,觉得一定要做好,不能砸了招牌。但没有预料到的是,工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乐趣和收获。

    《蜃楼志》读起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结合了《红楼梦》、《金瓶梅》和《水浒传》等名著,将公、私两个领域的对自由的追求以略带生硬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读者能读到若干熟悉的情节:例如精明能干的妾室施小霞面对妄图勾引自己的姻亲乌岱云,骗他半夜藏身花园内等候,却遣人泼了他一身粪;例如姐妹们即席联句,每人的作品又暗自寄寓了不同的身世命运。当苏吉士的初恋情人温素馨在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提笔写下:“他既爱咱,咱如何不爱他?冷着衾儿,热着心儿等呀。提了他的乳名儿,吶吶喃喃的骂。我的俏冤家,同谁闲磕牙?奴葳蕤弱质,看凋谢。愿得红丝牢系足,他不负咱,咱如何敢负他?”若记得《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莲思念西门庆的那只《山坡羊》:“他不念咱,咱想念他!想着门儿,私下帘儿,悄呀,空教奴被儿哩,叫着他那名儿骂。你怎恋烟花,不来我家!奴眉儿淡淡教谁画?何处缘杨拴系马?他辜负咱,咱念恋他。”一定会忍俊不禁。

    韩南教授将《蜃楼志》定位为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贾宝玉式温柔秀美的富家公子苏吉士,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妹、朋友方面练达地处理关系,兼顾个性自由与光耀门楣两方面。这部小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按照韩南教授的说法,就是以广州的商人家庭而非缙绅家庭为主角背景,华南的商业状况也在小说情节设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清代小说中并不多见。

    总而言之,儿女加英雄是书中不断变奏的两大乐章,既构成了男主角文治武功的美满人生,又涌动着对抗和角力,不论是就叙事结构而言还是就这个故事本身而言,都显得有几分割裂。假如一开始就能够坦然接受它不是一部伟大小说的事实,换一种心态来读,它是相当新鲜而有趣味的。

    随着在译稿中消磨日久,对译者下笔之典雅、叙事之从容,体会越深,敬佩也越深。例如原著开篇一首诗: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鹇。

    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

    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被他四两拨千斤地译成隔行押韵的英文诗:

    Out at elbows am I, my spirits low;

    I’m like some pheasant wandering lake and plain

    Whose pride insists it has the strength to stay

    When on tired wings it should fly back again.

    Spring’s at its ebb, the western sun departs—

    An endless stretch of cloud, the waters still.

    I’ll take this brilliant, luckless brush of mine

    And shatter the desires that bind our will.

    新诗全无废辞,意象轻盈,阅读的感觉也发生了改变。再例如更细微处,一位狡黠的仆人向主人公的父亲搭话:“爷上姓?”在韩南笔下变成了英剧《唐顿庄园》的男仆一般的“Who might you be, sir?”别有一番味道。这正是中英文对照带给读者的无穷乐趣。

    这本书虽然只有二十四回,不是长篇巨著,但书中随处可见枝蔓丛生的诗词歌赋、曲牌酒令,作者热衷于以其装点门面,却给阅读和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更不要说草木鸟兽之名、贩夫走卒的声口、江湖黑话、中药方子、年节礼单、牌桌上的经验、闺房中的秘戏,林林总总,防不胜防。例如第七章,苏吉士无法帮助自己的情人乌小乔脱离大官的逼婚,只好劝她暂且忍辱,屈身侍奉。吉士说:“昆仑押衙之辈,世上不少其人。”昆仑奴和古押衙都是唐传奇里面的侠客角色,他们凭借过人的勇力帮助女主人公,使她们脱离困境,和情人团聚。这里是吉士在安慰小乔,说将来也许能碰上昆仑奴或古押衙这样有本领的义士,帮助我们再见面。韩南将这一句翻成了“像昆仑奴那样把女主角救出衙门的人不少”(There are plenty of men like the Slave of Kunlun, who abducted that girl from the yamen.)我猜他是将“押衙”理解成了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

    类似的问题,并不会有损于他的渊博。我向他提起时,他非常鼓励我并且表示感谢。我也就渐渐放胆,会标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他看:例如“总督庆喜加一品衔,巡抚申晋加二品衔”,中所加之衔应该是“第一品”、“第二品”之意,而非再加一、再加二的数学运算。再例如皇帝下旨宽赦某个罪臣,说他“系功勋之后”,应该指他是功臣的后人,而非他立了功劳之后。由于这本书中关于男女情事的描写相当多,有时候我还不得不努力老成持重地跟他讨论“小行者的金箍棒”和“老婆婆的玉火钳”到底要点破到何种程度。凡此种种,不一一叙。

    一方面,我是占了母语的便利,所以对一些中文口语化的表达到底比外国人更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对照原文斟酌译文的环节也很有成就感。我是刚入行的新编辑,忙着学习新领域的知识时,心中难免害怕荒废“幼功”,所以在校读的时候,常常觉得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在完成老师布置的文化常识作业,每当韩南教授同意我的意见,我这边就心花怒放。

    当然,要是我的意见不对,他还会善意提醒。例如有一章出现了皇帝的诏书,我看到他把皇帝自称的“朕”译作“我们”(we),就标了出来问他:这里是不是应该用单数的“我”(I)?他说,不用,这是欧洲皇室常用的口吻。后来我也逐渐留意到,韩南教授在翻译中每每做这样的尝试,即能够转成英语语境的都尽量转,不强求一字一句的完全对应。

    当初在《读书》2013年第11期读到戴燕教授写的《见证它百分之十五的历史》一文,回忆她在中华书局工作的经验:

    那时中华书局流行的说法,是自己好比“前店后厂”,好编辑都要既能够编别人的书稿,也能够自己整理古籍、自己做研究,再加上过去对出版的控制也严,出版社都有替作者“把关”的思想,所以编辑审稿,多少有点像是在同作者较劲儿,而要较得人家心服口服,起码你就得把人家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从头再来一遍。

    我看了之后真是深有同感。由于工作性质,编辑常常会接触到翻译书中的错误,再好的译作都会藏着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就看编辑自己是否真的愿意花时间去打扫。总觉得越是韩南教授这么好的译笔,越不忍心让这本书有白璧微瑕之憾。我和他的“较劲”,本有些战战兢兢、自讨苦吃,但是在他的一再鼓励之下,变成了愉快的交流。

    就书稿翻译问题的往复讨论虽然令人愉快,但总有一片乌云,不近不远地游荡在我心头。

    2013年7月23日,我正忙于参加是年香港书展,顺带给韩南教授发了封邮件催促进度。信中我还高兴地跟他讲我在书展上看到的新鲜事,提到我们社的英文出版物品相越来越提高,以及市民读者专门过来找唐诗宋词的英译本等事,说期待Mirage能够在2014年的香港书展上赢得注目。

    7月31日,我收到一封来自韩南儿子的信:“很遗憾通知你,我父亲正在接受治疗,在这期间我会负责处理他的邮件。我父亲已经在康复中,关于第一轮校对中提到的问题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处理。我看看下周会有什么新的进展,我父亲也热切盼望这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心里就开始吃紧。我因为太资浅,第一次碰上这样的情况。但我的同事们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并不是怕影响出版进度那么浅层次的担忧,而是和远方电脑屏幕前某一位学者的频繁联系突然中断,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整个八月份我都在疯狂地校对稿子。9月15日,我收到了韩南的信。他说:“我儿子已经跟你说了吧,我现在又回到家了,恢复得挺好。我这次突然病倒肯定给出版带来了额外的麻烦和耽搁,我深感抱歉。我知道,文稿已经由你或者其他人做了校对,那么在这个阶段我能做些什么?”再次读到他本人发来的信,我难以抑制心头的狂喜,于是又陆续扔给了他一大堆问题,都是我从“鸡蛋”里面挑出来的“小骨头”。他会很快地答复,意见也很中肯,但是拼写错误很多,例如s和t这两个键盘上相邻的字母就会混用,后来我才意识到他目力已衰,能够勉强看完我发过去的密密麻麻的编辑意见就不错了。一想到此,我又非常自责。

    11月4日,他来信说,他的通讯地址改成了剑桥的一家辅助生活中心(Assisted living residence)。我和出版社一位美国同事聊到这件事,她很担心地告诉我,这类机构的住户一般是长者、尤其是大病初愈的长者,但是,一旦搬进去,很少有再搬回家的。“因为”,她耸耸肩,“老人总会去世”。

    在这之后,我每次写信,都忍不住会多说一句“祝您早日康复”。我答应他2014年2月的亚洲研究年会之前一定把书做出来。我不知道是因为答应他在先,我才这样赶时间,还是因为害怕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圣诞节的时候,我选了一张香港老船坞的水彩风景画明信片寄给他。还想着下一年的圣诞节可以再寄给他另外一种风味的香港。

    说起来,韩南教授对香港并不全然陌生,《蜃楼志》的封面正是来自韩南教授的提议。我曾问过他对封面的想法,他一口气提了四种方向,所用素材都是有几分东方情调的西洋画。这正是香港艺术馆引以为傲的一大特色馆藏:清代的外销画。他说,在尖沙咀的香港艺术馆可以在线看到这些画,我以前曾经上去欣赏,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蜃楼志》问世之后,很多人称赞它的封面,我很沾沾自喜了一阵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亚洲研究年会上看到之后说,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你们应该把韩南的名字放得更大。

    这本书及时问世,韩南教授非常满意。

    2014年的4月28日,我就在微信上看到韩南教授去世的消息。要说我完全没想到,其实也不是,但就非常不愿意相信,甚至看到商伟教授等人的缅怀文章,也觉得他们笔下的韩南老师,和我一直联络的那位作者Prof. Hanan是两个人,虽然都一样博学深思、和蔼可亲。

    五月初,由于受其他部门同事委托,我去信给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问他是否收到了我们寄去的Mirage赠书。他是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为它撰写了非常精彩的推荐语。我在信中说:“是的,我已经知道韩南教授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回信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我很遗憾。韩南教授是一位伟大的汉学家!”

    在那个阴雨连绵的早晨,我突然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了不起的韩南教授真的离开了。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记住他。

    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

    ——原载《晶报深港书评》2014-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