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责声明

本站论文资料仅供专业人士及爱好者学术交流研究使用。您可以浏览、下载或转发这些资料,但不能进行任何更改、不能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否则将被视为对作者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如果您转帖本站文档,请务必在网页中注明作者和来源。

万燚:东坡赋与中国酒文化

    摘要:苏轼一生与酒结缘颇深,酒与苏轼的人生和创作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酒是东坡赋最主要的题材,而以酒为题材的赋多产生于苏轼人生失意之时,苏轼不但于赋中记述了酒与其生活的关联,同时将酒作为引发创作的触媒及抒情、言理的凭借。苏轼深谙“酒中之趣”,其赋中的饮酒书写体现了独特的人生境界与文化人格,集中表现在追求生命本真、随缘自适、与天地为一这三方面。

    关键词:东坡赋 酒文化 人生境界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理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跨文明视野下的中国酒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XJKYW04)阶段性成果。

    任何事物经过文化的淘洗,就不再仅具有物质层面的特征与属性,而是成为了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作为一种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诸多领域的酒,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它不仅具有普通饮食的某些共性,还具有其他饮食无可比拟的特殊性,尤其是其对人心理层面所产生的特殊效应。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饮酒早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饮食行为,而是一个饱含丰富文化意蕴的文化现象,传统文化典籍中记载有大量与酒有关的文化信息。正如刘扬忠所言:“喝酒这样一件饮食方面的事情,始终和悠久而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就难怪古往今来不少人在觥筹交错、悲欢歌啸之余要冷静思考其所以然了”。[1]p2由于酒与中国士人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酒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随处可见酒与文学艺术联姻的史实与故事。生长于中国酒文化高度繁荣时期的苏轼与酒结缘颇深,而且酒对于苏轼人生及其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学界对酒与东坡诗词之关系有所探讨,但是缺少对东坡赋与酒文化之关系的观照,因此,本文拟以东坡赋与酒文化之关系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酒是全世界普通而特殊的饮料,其普通在于世界各大民族(有宗教禁忌的民族除外)都有饮酒习惯,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与普通饮食有着显著而根本的区别,那就是饮酒不为解决饥渴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为了解决口腹之欲,而更多的是追求心理层面的享受,可以说人类生活中并无与之相类者,这种与人类心理的密切联系决定了酒具有更为特殊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酿酒的传说早已广泛流传于民间,《世本》更是记载夏朝已有饮酒之习,且酒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下起贫民百姓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有饮酒之习,故宋代朱肱在《北山酒经》中说道:

    大哉,酒至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饮,《鹿鸣》之歌,宾王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然则伯伦之颂德,乐天之论功,盖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远,非冥搜不足以发其义;其术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2]p5-8

    朱肱不但言明了酒与人们生活极为普遍的联系,还道出了中国文化中的酒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大凡祭祀、朝见、宴饮及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酒,同时,诸多文人(如引文提及的刘伶、白居易等)更是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并且他们的饮酒与其人生、创作及思想都联系在一起,因此蕴含着丰富、深刻而精微的内涵。

    由于酒特殊的特性与功用,其与士人的生活联系尤为密切,饮酒早已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士人心灵慰藉与精神寄托的载体,虽然历代士人时而有节制饮酒之论,但极少出现反对和禁止饮酒之言。由于艺术创作的独特性质决定了文学艺术创作者较之其他群体而言与酒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因为饮酒不但可以刺激文艺创作者的大脑皮层,使作者的情绪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还可以使人暂时摆脱一切束缚,获得一种自由感,从而调动长期积淀于内心的无意识,诱发灵感,激发创作欲望。因此,饮酒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触媒古人早已有深刻的认知,“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韩愈《醉赠张秘书》)“要他诗句好,须是酒杯深”、(辛弃疾《临江仙·老去浑身无著处》)“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涨潮《幽梦影》)“酒肠无酒诗不流”(金天羽《佩忍饷酒》)等等不一而足。同时,由于饮酒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存在,故后代作家不断将“诗酒风流”的生活模式与创作传统续写,从屈原开始,曹操、曹植、陶渊明、竹林七贤、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关汉卿、汤显祖、陈维崧、曹雪芹等人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与酒有关,不但历史上记载着大量有关他们与酒的史实与轶事,他们还创作了大量与酒有关的诗文,酒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与创作,同时他们也丰富和深化了中国酒文化的内涵。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酒和酒文化的存在,感受到酒作为物质和精神的存在。”。[3]p10

    宋代是中国酒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整个宋王朝虽然文化隆盛,但是国家整体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却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状态,虽然较之前朝,统治阶级给予了文人士大夫更好的待遇,但是另一方面,文字狱之烈较之以往更为频仍似乎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宋人饮酒风范与前代也判然有别,文人通过诗酒来寄情抒志在总体上走向了内敛、雅致、安适与恬静,换言之,宋代文人的诗酒风流更加注重心理恬适与审美趣味。苏轼是有宋一代最为杰出的文人,其不仅在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政治、哲学等领域也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对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苏轼的人生和创作与酒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是宋代诗酒风流的代表,是考察宋代酒文化与文人士大夫关系的典范,因此“把握住酒文化与苏轼‘这一个’文化人的契合方式,即可相当程度地窥见他的主要性格特点,甚而进一步发现由他所代表的新的时代心理与文化性格特征”。[4]p158东坡虽然酒量不大,且酒量小在他看来是其不如人处,《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云:“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5]p284但他喜饮、善饮,“饮酒虽不多,然未尝一日不把盏”,[6]p8449(《饮酒说》)可见苏轼即便饮酒不多,但他以饮酒为人生乐事,且喜与人同饮: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书东皋子传后》)[7]p7350-7351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不但对传统的醉美风范极为认同,如他对善饮文人陶渊明、嵇康、阮籍、李白等人颇为推崇,还在酒趣与酒境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可谓深得酒中妙趣,这是一种超越酒的物质属性,追求一种精神趣味、人生境界与文化品味的高雅饮酒,下举其作品以明之:

    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

    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稳如禅息息匀。(《沐浴启圣僧舍与赵德麟邂逅》)

    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饮酒四首》其一)

    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

    岂知入骨爱诗酒,醉倒正欲蛾眉扶。(《次前韵送刘景文》)

    君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可见,饮酒不仅是苏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是其人生境界与审美追求的载体。

    与其前代诸多文人相类,饮酒与苏轼的文学艺术创作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联,苏轼承袭前代文人诗酒风流的传统,他对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人的诗酒相济有着独到而深刻的领悟,并以继承甚至超越他们的境界作为其人生追求。饮酒作为诗文之媒是长久以来的共识,“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李白《江上吟》)“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等等,苏轼更是直接将酒称为“钓诗钩”,(《洞庭春色》)即是说明酒是促发其创作灵感与创作欲望的触媒,相关论述还有很多,此处各举其论饮酒与诗、书、画创作之关系各一例:

    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

    赖我胸中有佳处,一樽时对画图开。(《次韵子由书王晋卿二首》其二)

    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数十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跋草书后》)

    可见,东坡对饮酒促进其艺术创作的认识是颇为清晰深刻的。清人储欣也认为“公豪于文,又得酒以壮其气,浩浩荡荡,尽意竭情,放佛司马子长笔”。[8]苏轼通过饮酒来助其达到艺术境界,创作了大量与酒有关的文学作品,且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写酒最多的文学家,其诗词文赋中以酒为题材或涉及酒的作品数量极为可观,其质量之高与陶渊明、李白等人的同类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和陶饮酒二十首》、《饮酒四首》、《饮酒说》、《东坡酒经》、《酒隐赋》、《洞庭春色赋》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所存三百多首词也过半与酒有关。[1]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酒文化不但成就了苏轼,苏轼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发展了中国酒文化。

    在苏轼所有的文学创作中,赋的数量显然难以与诗词及散文相提并论,东坡赋的确切篇数学界存在一定分歧,《苏轼文集》(卷一)收录二十七篇,但其中《飓风赋》与《思子台赋》为苏过所作,而《快哉此风赋》虽然为苏轼与吴彦律、舒光文、郑彦四人和韵而成,但是《苏轼文集》所选取部分实为苏轼所作,其所有权归于苏轼名下是没有疑问的,因此按《苏轼文集》赋类所收东坡赋实为二十五篇。另有研究者如杨胜宽认为《苏轼诗集》中的以“辞”、“行”为名的部分篇目如《清溪词》、《和陶归去来兮辞》等也可归入赋内,总数为三十篇,[2]郭维森、许结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也以此为据认为东坡赋共计三十一篇。[3]本文不拟介入这一争论,而以《苏轼文集》赋类所收苏轼有所有权的二十五篇赋为讨论对象。在这二十五篇赋中,《延和殿奏新乐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及《复改科赋》六篇为阐释苏轼的政治主张之作,与其日常生活关联不大,另外十九篇赋中有《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酒子赋》、《酒隐赋》、《浊醪有妙理赋》五篇直接以酒为描述对象,且《后杞菊赋》、《赤壁赋》、《后赤壁赋》、《秋阳赋》、《老饕赋》五篇与酒有密切关系或提及酒,因此,在东坡以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赋中,超过半数与酒有关,即使放在所有的东坡赋中来审视,也有五分之二的赋与酒有关。由此可见,酒在东坡赋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说酒是东坡赋最主要的题材,也是其赋中抒情表意最为常见的载体之一。

    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酒,其本身并不具有影响人心悲喜的功能,酒承载人心沉浮是文化的力量使然。在祭祀、宴饮或大众场合中,酒是作为一种喜庆与欢愉的代名词而出现的,如《礼记·乐记》有“酒食者,所以合欢也”,显然在此场合(此为士之飨礼)酒的功能是调和人们的感情,且使人获得欢愉之情。但是总体而言,排忧解愁是文化传统赋予酒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饮酒解忧愁似乎才是常态,尤其在更具个体性的士人饮酒中,借酒以排遣愁绪是历代作家吟咏最多的主题,且已然占有压倒性优势,“愁”与“忧”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笔下,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中肠畅遥情,忘彼千载忧”、(陶渊明《游斜川》)“愁来饮酒三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李白《江夏赠韦南凌冰》)“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杜甫《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无如饮此销愁物,一饷消愁直万金(白居易《对酒》)等等,苏轼也认为酒“亦号扫愁帚”。(《洞庭春色》)像苏轼这样才能出众且有着经世济时的淑世精神,却又不得志屡遭贬谪的仁人志士,借酒来排解心中苦闷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才华横溢的苏轼显然不会成为终日饮酒以自慰的酒徒,而是以酒为媒将自己的心绪情思表现在文学艺术中。也正因为如此,与酒有关的东坡赋产生于苏轼不得志之时所占比例较大,如《酒隐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作于被贬黄州时,《酒子赋》、《浊醪有妙理赋》[4]则作于苏轼被贬儋州时,其他作品如《中山松醪赋》虽作于元祐时期,但是苏轼于赋中抒发的却是“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同时,按照杨胜宽的看法,“当苏轼预感到更大的人生灾难降临之际,他着意对赋的表彰以及对用赋写志的重视”,[9]可见,赋对于苏轼而言通常是其在人生失意之时以之作为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前文已述,酒对于包括苏轼在内的传统文人而言,是他们自遣尤其是抒发忧愁的基本途径之一,因此,赋与酒在东坡人生面临困厄之时便自然而然如天衣无缝般结合在一起,苏轼于赋中借酒以遣怀也成为东坡赋最显著的特色之一。酒与赋在苏轼人生与创作中所共同具有的排遣忧愁之功能使二者奇妙结合,故酒在苏轼被贬黄州及儋州时期的赋中被书写最多也最为深刻便不难理解,但是东坡赋中的饮酒书写绝非局限于发泄个人苦闷与悲愁,而是在忧愁中表现旷达与自得之情,以及对于世事变迁及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是苏子的独特之处,也是其超越沉迷于借酒以诉说哀愁而不能自拔之辈的地方。

    苏轼在诸体文学方面都有博采前人之所长而集大成之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自成一家,此体现其在美学追求上的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理想境界。于赋亦然,苏轼在继承前贤赋体创作优长的基础上,多有创发,且攀登至宋代辞赋艺术之顶峰,正如郭维森、许结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所言:“如果说宋代辞赋至欧公而大变,具有开山意义,则苏轼辞赋的创获尤多建设之功,使宋赋艺术达到一个至高层次”。[10]p570在赋体上,骚体赋、骈体赋与散体赋兼备;在内容上,叙事、抒情、言理、写物与议论俱有;在风格上,踵武前人而自成一家,尤其是其“文理自然,妙趣横生”(《答谢民师书》)之特征非苏子不能为。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因此兼有二者之特点,它既可以记事写物还可以抒情述志。东坡赋既有记写风物之作,亦不乏言情说理之文,在与酒有关东坡赋中,既有酿酒、赠酒及饮酒的记载,苏轼也通常借酒以抒情言志。如《赤壁赋》及《后赤壁赋》既有饮酒之过程的描述,酒在此也是促发艺术创作的触媒,《赤壁赋》中写道: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11]p27-28

    不管是“扣舷而歌”还是洞箫呜咽都是在获得饮酒之乐以后乘兴而为,酒无疑成为了促发艺术行为发生的媒介。当然苏子还在此赋中借酒抒情言理,后文详述,在此从略。而《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酒子赋》兼有酿酒、赠酒、饮酒及抒情言理之文,《酒子赋》载赠酒:

    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乃以是饷予。宁其醅之漓,以蕲予一醉。此意岂可忘哉?乃为赋之。[12]p70

    苏轼不但为我们解释了何为“酒子”及他人赠酒饮之,而且还以此说明作赋之缘由。《酒隐赋》和《浊醪有妙理赋》则更多借酒以抒情遣兴及言事明理。如《浊醪有妙理赋》写饮酒之乐:

    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褥;夜光之璧,不可以餔。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13]p98

    不管是“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之类的珠宝,还是刍豢、布帛之类的事关衣食之物,都无如酒给人带来的快乐多,因为酒可以让人在醉与醒之间不受外在束缚而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与自由,故“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另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赋中抒情言理乃赋之传统,并非苏轼首创,尤其是赋中抒情可以说自屈子始便已奠定,借赋言理在苏子之前也早有人涉及,却均在其手中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美景与美食、人生况味与政治社会变迁的有机融合中抒情言理鲜有能及者,真可谓凌跨百代、独步古今。在赋中借酒抒情言理也非自子瞻始,但由其生花妙笔为之便显得妙趣横生、韵味无穷。

    苏轼对传统酒文化的“醉美”风范极为推崇,同时他又深得饮酒之趣,东坡饮酒淡化了酒所具有的物质属性,更多地从饮酒中体味人生境界与审美追求,故其在饮酒风格、饮酒心理及饮酒书写等方面都与前人有着不同。同时,苏轼一直认为“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饮酒之后的苏轼将一己真切情怀表现于文学艺术中,因此透过其写酒之作可以窥见一个真实的东坡。另外,按照吴处厚所言“文之神妙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14]p111因此,东坡赋中的饮酒书写无疑是其品性、情感、思想与审美之高妙境界真实而鲜明的写照。

    我们认为东坡赋中的饮酒描写主要表现了苏轼以下几个方面的人生境界与文化人格。

    其一,追求生命本真。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执著追求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与至高境界,表现人的本真之情也被认为是文学艺术家的天职与责任。于人生中处处表现一己之本然是苏轼人格之突出特征,也是后人对其仰慕推崇的重要原因,当然正是因为苏轼敢于表达真言实情,这亦成了苏轼人生屡经困厄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但求本真的文化人格与坚守诗文需“有为而作”,(《凫绎先生诗集叙》)苏轼作品都是“为情而造文”,绝非无病呻吟之作。因此王水照认为,“保持一己之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15]p54前文已言,苏轼认为“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饮酒四首》其一)因此,其写酒之作无疑是其生命本真的最好表达。东坡也通常在酒后于赋中摆脱外在束缚而一吐真言,一泄真情,从而一展其空明澄澈的生命本真。这种本真状态包括的内容较多,或为对所处环境、人情世态或人生经历的真实感受,如《中山松醪赋》:

    始予宵济于衡章,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16]p56

    很明显,前四句是对作者人生经历的真实回顾,而后六句显然是借松明自喻,千岁之妙质显然是作者才能的写照,而被当做鸿毛一般遭致轻视,有经世济时之才如不为世用与千岁之松明被当作束蒿何异?东坡对自己怀才不遇的现实遭遇自然心怀不满,希望当朝统治阶级能提供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东坡赋中的饮酒描写还经常表现其对人生“至乐”的向往,而求乐显然也是人之本真之一。《酒隐赋》有“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苏轼希望“体味上古之人的无求无欲、淳朴率真,才可以品出酒中之‘味’,求得酒中‘至乐’”。[17]p286《浊醪有妙理赋》也有“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在醉与醒之间,获得人生至乐,更为关键的是还可在酒趣中澄怀味道。这种人生至乐自然亦属生命本真,故李调元《赋话》(卷三)云:“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通篇豪爽而又隽致,真率而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8]p23李调元对苏轼此赋中所表现的真率之情显然有着很高的评价。同时,此处所引《酒隐赋》与《浊醪有妙理赋》文句中,苏轼均化用了《庄子》中的典故,可见苏轼这种求真得乐的人生境界有着深厚的庄学渊源,苏轼试图将道家思想的合理成分融汇于自己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人生实践中。总之,东坡赋中的饮酒书写体现了苏轼达至了饮酒之最高境界——返璞归真,即一种解脱于忧患,实现生命本真的人生境界。因此,苏轼认为那些未能于饮酒中获得真乐,而为外物所牵累之人是“不足为贤”的,其云:

    若乃池边倒载,甕下高眠;背后持锸,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胁,逢曲车而流涎。暂托物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19]p93-94

    苏轼列举了前代饮酒名人山简、毕卓、刘伶、阮宣子、周顗、李璡,认为他们未能在饮酒中获得生命本真,是以酒求名高,为功名所束缚,因而未能胸中洞然,不足以“名世而称贤”。

    追求生命本真在苏轼的饮酒境界里有专门的说法,或者说是苏轼饮酒境界的专用术语,即所谓“天真”(《与上言上人书》)或“天全”,其实都是指的生命自然本真状态。尤其是“天全”一词在苏轼的饮酒境界中颇具代表性,出现次数也较多,“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其一)“醉者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谢苏自之惠酒》)在《浊醪有妙理赋》中有更为精妙的阐发:

    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故我内全于天,外寓于酒。[20]p98

    由此可见,实现返璞归真的自然本性是苏轼饮酒观的本质与核心,也就是说,“得其天全,内保持自然本真,外寓情于酒,这便是东坡的饮酒之道”。[21]p286

    其二,实现随缘自适。苏轼与酒结缘最深是在黄州与岭海时期,苏轼的饮酒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借酒忘忧的动机,这也是他将酒称作“扫愁帚”的原因。前文已述,与东坡其他文体的创作不同,东坡赋多产生于苏轼人生不得志之时,因此东坡于赋中写酒多表现其困厄的人生境遇,以及在此境遇中所表现出的人生境界与文化人格。在苏轼的人生境界中随缘自适无疑极为引人注目,苏门四弟子之秦观认为“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周旋至粗者也,”[22]p981秦观将“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即长于随缘自适的处世之道列于苏轼人格与思想之首是颇有见地的。在面对艰苦的贬谪生活时,苏轼没有骂时伤世,也没有隐遁不仕,更没有萎靡不振,苏轼以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泰然处之。这是苏轼的高明之处,也是其处世哲学的魅力所在。东坡饮酒也追求“适”,适度、闲适、安适,不以多饮为荣,不以酣醉为美,而是在适量与醉醒调和中体味生命之适,这与其不强求、不苛责、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完全吻合。《浊醪有妙理赋》有云:

    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药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23]p97

    饮酒不仅让东坡感到身心安适、自由,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安适之中苏轼领悟到了其应该秉承的处世之道,即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在心理上游离于仕宦与隐遁之间也是苏轼精神世界的常态。苏轼这种游离更多的是一种随缘而动,寻求生命的安适之处。《赤壁赋》醉后之言也是其豁达放旷之写照: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24]p28

    此段为苏轼对客人之人生世事无常言论的回应,他并非直接正面反驳,而是借自然之物及宇宙之理而言之,自然之物的盈虚消长、动静变态与人世之祸福取舍乃同然之理,惟有随缘而为,安适超脱方为至境。方苞评此赋云:

    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摹效,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调适而鬯遂也。[25]

    方苞对苏轼于此赋中表现出的鬯遂与闲适心态的认识颇为深刻,且评价很高,深得苏子人生境界之精髓。另外苏子这种随缘自适之人格境界是其出入儒释道之体现,不可仅用一家思想函括之。“适”既是苏轼饮酒的原则与目标,还是“东坡式酒境的主要特征,它与东坡饱经人世忧患之后追求心灵解脱以归于‘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5]之境的目标是一致的”。[26]p160-161

    其三,臻至与天地为一。苏轼饮酒除了达至生命本真与随缘自适之境外,苏轼还试图在前者基础上臻至与天地为一,这在东坡赋中具体表现为苏轼将美酒与自然美景相融合、心与物游两个方面,而这种心与物同游,人与物合一,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苏轼饮酒并非仅为发泄一己之忧愁,更非如普通酒鬼般狂饮烂醉、不省人事、以至丑态百出,而是在饮酒中将美酒与眼前之美景融合才一起,饮酒与赏景的结合是东坡饮酒风格一大特色,而这亦是苏轼饮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苏轼将美味和美景结合起来,怀着愉悦的心情与欣赏和品味,他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感受大自然的赐予”。[27]苏轼喜于美景中饮酒,亦善于在饮酒中赏美景,美酒与美景的融合不仅存在其饮酒行为中,还常行诸笔端,其《与上言上人书》云:

    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28]p6796

    饮美酒之时有美景相伴、相助,更增饮酒之趣,醉后放旷洒脱,不为物累更显酒境之高。东坡赋中也不乏于美酒与美景的融合中抒发一己情怀,显露其高妙的饮酒境界之作,《赤壁赋》于此有精妙的描绘: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29]p27

    美酒与清风、明月、水波都统摄在作者心境的观照之下,于美景中饮酒,于饮酒时吟诗赏景,并趁酒兴抒发人生感悟,旷然洒脱之情与遗世独立之风在东坡生花妙笔下跃然而出。作为《赤壁赋》姊妹篇的《后赤壁赋》中亦不乏类似描写,孟冬月望之夜,携酒与客重游赤壁之上,但见“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30]p40这种在饮酒、赏景中抒情遣怀、言理谈玄,实为于大化之中实现情景相生、心物相应、物我一体,自然属于与天地为一这一苏轼人生哲学境界的组成部分。

    人生天地间,与万物相涉,与俗务相缠,如何于纷繁世界中处理好心与物之关系是人们共同面临的难题,智者得其妙,则不为物驭,愚者溺于中,反为物所累。东坡乃通达智者,自然超于物外,达到心与物游之境。坡公于学颇得庄学之妙,苏辙于《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有苏轼喟叹之言:“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31]p15可见苏轼认为庄学之思想深契其心,今观其人生处事与著述理念确有庄学印痕。[6]庄学之中,“逍遥游”这种主体于天地间自由自在、无所依傍、没有拘束地活动典型体现了道家思想中追求自由的一面,由于追求自由乃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与物同游的境界在后世士人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坡公将庄学的“游”的思想化用于自己的人生与创作之中,去其弊端存其精华,这种心与物游之境界的实现途径,一为审美观照,二为饮酒,苏轼将审美与饮酒两相结合,较之他辈显然更易臻至逍遥游之境。其《韩魏公醉白堂记》云:“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32]苏轼于醉中得一自由之境界,无所谓得丧与贵贱,且万物为一、众生平等、与道同游,这种“与道合一的源发构成之域,是中国古代理想的人生境域,也是中国美学标举的最高审美境域,”[33]显然此种人生境界非坡公无以为。东坡赋中亦有不少篇目表现其醉中与物同游之境,《赤壁赋》与《后赤壁赋》中表现的心物交融自不待言,《中山松醪赋》中亦不乏此境:

    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遨游。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阮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哺歠其醴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34]p59

    前半部分是东坡饮酒之后遨游于自由思想之境界,可谓天马行空、恣肆无阻,后以饮酒名士竹林七贤与饮中八仙为仰慕之对象,认为自己难以企及先人放旷无羁之境,无如归而饮酒,因为只有在醉境中方可超越功利而追之。正如冷成金所言,“醉酒能使人摆脱名缰利索的束缚,冲破理性的栅栏,以生命的本真情感来直视生命的真相,从而‘浩然天纵’,‘径得本真’,进入忘我与物化的状态。”[35]p237-238《酒子赋》有“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之说,凝神聚气游于物之本,于现实中洞彻万物之妙;《浊醪有妙理赋》中亦言“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显然苏轼认为惟有酒方可使人至与物同游之境,天下之人自然“不可一日而无”。而《酒隐赋》也认为酌酒可使胸中洞然、心与物游,其云:

    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濬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36]p93

    苏轼认为世事变迁、人生沉浮,何能不为事务所缠绕而至与物同游之境?惟有饮酒一醉。因为只有在醉境中方可现超现实功利的牵绊,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而对于“游于物之外”与“游于物之内”,苏轼也有精妙之论: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台记》) [37]p1105

    游于物内因为被祸福、胜负、美恶所牵绊,故有忧乐,这是苏轼所反对的,苏轼倡导的是与之相反的“游于物外”,即一种超然洒脱之境。此处还表现了苏轼精神中的“归隐”趋向,只是这种归隐是苏轼人格中特有的,即“立足社会的心理归隐方式,具有开放性。它能够正视环境的改换,世事的变故,既能担负社会责任,又能完善个体人格,把社会现实与精神家园融为一体,而摒弃了以往单纯由仕而隐的人格塑造方式”。[38]另外,此处之自娱非自以为乐,而是“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39]p6622-6623 (《与子明兄一首》、《与子由兄十首》之十),可见苏子思想中的“自娱”乃胸中澄澈、无所束缚、与万物同游、与万物为一。

    作为宋代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文人诗酒风流的代表,饮酒渗透于苏轼的人生与创作方方面面。东坡赋中的饮酒书写典型地体现了酒之于苏轼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坡公于此表现出的追求生命本真、随缘自适、与天地为一的人生境界与文化人格极具文化意义。当然这是因为“苏轼热爱生活,他以一种近乎审美愉悦的心态拥抱生活,以充满诗意的目光去观察生活,于是生活中的任何内容都能实现诗意的升华,饮食也不例外。”[40]总而言之,中国酒文化溉泽了苏轼,苏轼也发展深化了中国酒文化。

    参考文献:

    [1][4][26]刘扬忠.诗与酒[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2]宋一明、李艳.酒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王守国、卫绍生.酒文化与艺术精神[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7][11][12][13][16][17][19][20][23][24][28][29][30][32][34] [36][37][39]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8]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M].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9]杨胜宽.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10]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4]吴处厚.青箱杂记[M].李裕民.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王水照.苏轼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7][21]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8]李调元.赋话[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

    [22]秦观.淮海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5]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M].上海:文明书局,1934.

    [27]康保苓、徐规.苏轼饮食文化述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31]龙榆生.东坡乐府笺[M].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79.

    [33]孟宪浦.苏轼诗学思想中的“物”之审美化的生存论探源[J].天府新论.2010(3).

    [35]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修订本)[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38]邹志勇.苏轼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美学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40]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J].文学遗产.201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参见张志烈《东坡词与中国酒文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 可参见杨胜宽《笔势仿佛〈离骚〉经——东坡赋考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3] 可参见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66页。

    [4] 《浊醪有妙理赋》的创作时间学界有争议,《苏轼全集校注》东坡赋部分校注者金诤认为乃苏轼被贬儋州时所作,具体说是绍圣四年(1097年),而杨胜宽则认为乃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笔者认为从全文作者所表现出的较为通透平和的心态来看,可能作于儋州之时。另外,赋末所提及的“汲于清冷之渊”与《天庆观乳泉赋》中作者于穴中取甘泉作饮食之用,尤其是酿酒煮茗也较为契合,《浊醪有妙理赋》可能与之相关,而《天庆观乳泉赋》即作于苏轼被贬儋州时期(1908年),可见,两者所作时间相近,因此,《浊醪有妙理赋》作于被贬儋州时期可能性较大。

    [5] 《老学庵笔记》(卷四)茶山先生(曾几)对陶渊明诗歌的总结,明显是化用了苏轼的话,苏轼原文见于《超然台记》,其云:“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苏轼文集》卷十一)。刘扬忠在《诗与酒》一书中认为是晁补之于《鸡肋集》卷三十三引苏轼语,今不见于此文,恐误。

    [6] 看参看张瑞君《论庄子思想对苏轼人生境界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