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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诺、陈毓贤:我们所认识的韩南教授夫妇

    上星期一早晨,毓贤与我在上海旅馆里各自上网,异口同声喊叫:“哎哟,韩南死了。”晚上和中国友人聚餐,发现大家都已知悉他两天前,即四月二十六日,在麻州剑桥突然辞世。我翌日在复旦大学讲《夷坚志》,有学生提问为何中国的小说一般都那么短,没有史诗;我说明清小说就有很长的。在座的陈引驰教授补充说:“我们必须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分开讲。刚去世的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指出中国文言小说包括《聊斋志异》在内都偏短,但源自口传的白话小说就不同,敦煌的变文是很长的。”

    我们星期三回到加州,邮件堆里赫然看见有韩南寄给我们的英译《蜃楼志》,邮签是四月二十二日,他身体必定已很虚弱,是他儿子代他题字代寄的,不胜唏嘘。

    他研究《金瓶梅》,翻译《肉蒲团》,转变了我们对中国小说的看法--这位东西半球学者同哀悼的韩南,究竟是位怎么样的人?

    韩南1927年在新西兰出生,本来研究英国中古小说,到了英国修博士时才对中国文学发生兴趣,便从头再念起。他有几年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到了美国后最初五年在斯坦福,后来便一直在哈佛。在他们那一代的汉学家中,韩南是个异数。当时把中国的东西当为学问研究的人不多,一般汉学家愤世嫉俗,自命非凡,韩南却为人极低调。更令人讶异的是,他研究的领域竟是当时学者所不屑的通俗文学,而且是色情小说。

    鼎力争取哈佛聘任他的是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 是我的博士导师。我七十年代初上韩南的课时,他刚到哈佛不久,非常拘谨,主要讲小说的版本问题,有些同学抱怨太枯燥了,他最早的博士生是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的梅维恒(Victor Mair),本来就对佛学有兴趣,论文便研讨敦煌变文。

    韩南稳打稳扎地梳理了一些小说的版本后,就关注小说的风格,发现不同时代的小说有不同的风格,从而勾勒出中国白话小说史。他翻译了《肉蒲团》并有专书谈论其作者李渔,后来研究《儿女英雄传》《风月梦》《海上花列传》等十九世纪小说以及基督教用以传教的叙事文本,并翻译《禽海石》《恨海》和《黄金祟》这些少为人知的近代小说。今年八十七岁的他刚出版了英译《蜃楼志》。

    韩南长期做系主任,1987至1996间还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总是按部就班秉公办事,从不徇私,遇上问题尽力找个圆通的解决办法。他若对任何人不满,不会在背后冷嘲热讽,更不会当面斥责,最多避免和其人往来。他不高兴蒙古学家柯立夫领薪水一定要秘书把支票送到他办公室,柯立夫去世便不参与写哈佛同仁例行在校报登刊的悼文。他有份英国绅士式的矜持,却没有英国绅士那种冷眼看人间老谋深算的态度。他很有幽默感,只是不轻易炫露罢了。记得钱锺书1979年访哈佛,见到和他一样博学的清华老同学方志彤大喜,韩南形容钱先生“像一瓶经摇晃的香槟酒,‘砰’地一声打开,各种语言便喷射出来。”

    韩南退休时,同事和前后学生替他办了个宴会,几位事业有成的女弟子相继站起来说她们读研究生时,教授普遍看不起女生,只有韩南尊重她们。他的女弟子包括卫斯理学院的魏爱莲(Ellen Widmer)、芝加哥大学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袁书菲(Sophie Volpp)。韩南把藏书全捐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对这决定很得意,说是一举两便,再不必为书烦恼,而因家住得近仍随时翻看。

    韩南对妻子忠心不渝,两人恩爱六十多年,在汉学家中也是个少见的。

    记得我做学生时,韩南夫妇有一次在他们的寓所办了个鸡尾酒会,请了几个同事和学生。他们家离学校很近,面积不大,但摆设很雅致,厨房天花板开了个天窗额外明亮。事后毓贤说:“韩南太太真是个没有城府的人。我把空杯子拿到厨房遇到她,她对我说她今天战战兢兢,紧张透了。”我才想起当晚有人问起他们的独生子,韩南夫人说:“他自从商学院毕业,钱赚得比他老子多。”韩南有点腼腆,显然感到妻子说了有失身份的话。但她这么一说,大家都轻松下来,在那讲排场讲气派,人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哈佛高压氛围里,仿佛开了一口天窗。

    也许因为毓贤也是个直肠直肚的人,所以和韩南夫人安娜特别投缘。我们两家亲近,是我们女儿瑞思出生后的事,母女从医院到家没几天,安娜就带了礼物来看娃娃,向毓贤倾诉她儿子怎样难养。她当时还未抱孙,便把瑞思当自己孙女。毓贤虽有点受宠若惊之感,但亦被安娜井井有条的内心世界所吸引。

    安娜生长在德国北边临海的一个小城里。她说德国二战时人民真苦,家家户户自己种土豆,土豆收成便小心翼翼分成三堆,半烂的先吃,再吃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则放在地窖,希望能保存到明年春天吃。她的妹夫被纳粹当炮灰阵亡。战后更苦,美军把德国轰炸得一塌糊涂,积尸横路血肉淋漓。她一个人跑到伦敦谋生,在医院里工作,遇到韩南两人一见钟情,不到三星期便旋风般地结婚了。我们可以想像一个矜持腼腆的学者,爱上一位坦率的医护女子,两人都离家独居,一旦表露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生了孩子后韩南仍是个穷学生,婴儿不知为什么吃了奶总呕吐,不断嚎哭,一天天消瘦,他们没车只好抱着孩子坐大巴到处求医,最后诊断是先天肠道畸形堵塞,孩子已奄奄一息,马上开刀救了他一条命,这是他们夫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1957年韩南到中国进修,安娜便领了学步不久的儿子乘了海轮,万里迢迢投奔人地生疏的新西兰,才发现在乡下的韩南家虽然曾出过主教,却仍然没有电力,太阳西下人人便上床睡觉,但他家人待这德国媳妇极好。

    安娜把家整理得一丝不紊,让韩南无后顾之忧专心做学问。她理财有道,省吃俭用在离剑桥约两小时外的科德角海边买了一块地,建筑了两栋房子,一栋自己周末和假期住,躲避了许多剑桥无谓的应酬,一栋租了出去,后来卖了让他们晚年生活很优裕。

    韩南做了哈佛燕京社社长后常到中国甄选有潜力的学者,让他们到剑桥进修,安娜有时也跟着去。她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但爱看京戏。有一次韩南要复印一些书,列了单子给她,叫她把单子交给图书馆复印员,安娜只见那几位年轻女子用手抿着嘴巴偷笑,回去问韩南复印了什么,原来全关于床笫之事。

    安娜除了种植花草和听歌剧外没有什么嗜好。最大的享受是每星期天早上烹一大壶咖啡,和韩南对坐着悠闲地看厚厚一叠的周末版《纽约时报》,与他评论时事。夫妇两人都非常反战。谈到美国进攻伊拉克尤其激动。安娜总对毓贤说:“你知道吗?训练军队就是教他们杀人。经过这种训练后叫他们怎能过正常生活呢?”她热心公益,哈佛校园里每年捐血运动她总不遗余力。

    毓贤为旅美中国学人洪业作传,此书哈佛大学愿意出版很得韩南的支持。他说他把稿子带回家,爱不忍释,一口气把它看完。

    我们搬到加州后,毓贤到东岸出差安娜偶尔与她相晤。瑞思稍大后,毓贤和女儿相约每五年在纽约一同过复活节。瑞思十九,二十四,二十九岁时安娜也参加她们母女的聚会,三代女人一起逛博物院,吃馆子,看戏,参加纽约独特的“复活节游行”,所谓的游行,只不过是大家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在第五大道招摇过市,非常开心。韩南和我都没份。

    韩南跟绝大多数人都合得来,尤其爱学生,但似乎没有特别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结婚六十周年纪念在剑桥一个小旅馆里设宴,除毓贤外只有家人和来自科德角数十年来同话家常的邻居,韩南夫妇可以说就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安娜数年前患了帕金森病,韩南平和地对毓贤说:“我们到这种年纪患这个病,好处就是病情进展得慢。”毓贤听了很辛酸。安娜不能自理后韩南对她照顾无微不至,事事躬身亲为,安娜对此很内疚,毓贤总对她说:“你服侍他这么多年,轮到他服侍你了,不是应该的吗?”劝韩南多雇人帮忙。

    安娜屡次进医院,去年终于住入疗养院,不幸韩南也病了,可是因病状不同必须住在另一个疗养院。家在数小时外的儿子媳妇常来看他们,在哈佛接替他职位的王德威,住得不远的魏爱莲,《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的编辑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也不时去看他。我去年八月到剑桥,从加州带了袁书菲送他的Kindle去见他,他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仍相当乐观,说《蜃楼志》已付梓,可开始译《平妖传》,这本书太有趣了。我怕久坐他会累,但他留我坐了一个半小时。

    曾经和我一起上韩南课的梅维恒来电邮说他大概是韩南最后见的人。他四月二十五日到哈佛开会后去看他:“他见到我,就呼叫,‘啊, Victor,我见到你好高兴!’说得那么激情,又像是很释怀的样子。接着又重说一遍,‘啊, Victor,我见到你好高兴!’他说我的名字时特别温柔,我将永远也忘不了。”韩南似乎不知道安娜在哪,对梅维恒说很久没见她了。又告诉他儿子很关照他们,请梅维恒告诉儿子不必替他担忧,他很好,安娜也很好。韩南第二天便去世了。

    韩南就是这样一个本性安之若素,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他顺畅的学术生涯必然助长了他这趋向。

    2014年5月6日

    上海书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a58b8a0101hf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