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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艾朗诺访谈录

    作者:季进 余夏云

    初夏的姑苏,气温骤升骤降,直到五月才展露出她温婉的一面。2010年5月3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艾朗诺教授(Ronald Egan)应苏州大学文学院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来此访学一周。艾朗诺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名家,选译过钱锺书的《管锥编》,出版过《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1984)、《苏轼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1994)、《美之问题:北宋的美学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2010)、《錢鍾書之古典解讀方法》(Qian Zhongshu's Reading of the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Guanzhui Bian,1998)。

    艾朗诺在苏期间,我们除了有幸聆听他关于北宋笔记和李清照的两场演说外,还近距离地做了一次集中而深入的访谈。访谈地点选在十全街临水的河岸咖啡馆。下午的阳光,正好漏过那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枝叶倾泻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屋内徐缓的音乐,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但我们的话题却并不轻松,对一个传统、一个时代乃至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误解、洞见与不察,始终贯穿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曾低头探问,城上三更,该向谁行宿,到今天我们依然有着类似的困惑。我们的访谈也就在这样的困惑与探问中展开。

    钱锺书,一位被误解的天才

    问:Ron,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你曾经是白先勇的学生,1976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你从一个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成长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现在回过头看,你有什么感言?当初怎么会把中国文学研究作为自己一生志业?

    答: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中国文学研究之路,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内心深处对他们一直充满了感激。第一个就是白先勇,他是我的中文启蒙老师。19岁那年,我还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学二年级,他就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就是因为那本书,我一头了扎进了中文世界。后来,他还专门安排我去台湾进修中文课程。第二位是我在哈佛的博士导师海陶玮(James Hightower)教授。他是老一辈的陶诗专家,也研究过贾谊的汉赋,从他那里我接受了最严格的古典训练,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研究《左传》以及先秦的叙述形式。第三位,就是先后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任教的宋史宗师刘子健(James T. C. Liu)。我们有过长期交流,他对我的宋代文学研究启发很大。最后一位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他和钱锺书是清华的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学问极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但在哈佛却很不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但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都成了名教授。

    问:我正想了解方志彤的情况,你的《管锥编》英译本就是题献给他,你说是他引导你走进了钱锺书的著作。能不能谈谈方先生的情况?他有什么著作吗?

    答:方先生是个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四十年代曾参加编写《十三经索引》,后来到哈佛大学读书,博士论文研究庞德,与庞德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毕业后留在哈佛教古代汉语,花了很大的精力编一本《汉英辞典》,可惜没能编完。另外,他还翻译过陆机的《文赋》,译得非常好,是一个权威的译本。可惜,他一辈子都不得志,脾气也越来越怪。他非常喜欢买书,新书旧书都买,退休后把自己收藏的各种外文图书全部捐给了北大,当年我们都曾帮他打包寄书到北大。他早就读过《谈艺录》,《管锥编》一出版,他马上也读了,评价极高,竭力推荐我研读和翻译《管锥编》,后来才有了那本选译本。

    问:今年刚好是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上半年你也参加了汪荣祖在台湾主持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那我们先谈一谈你的钱锺书研究吧。你的那本《管锥编》选译,即Limited Views :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后,钱先生有什么评价?本书出版以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反应如何?

    答:我的译本出版后,马上寄了一本给钱先生,那时他已经不能自己阅读,是杨绛先生念了一些片断给他听,据杨绛说,钱先生听了很高兴。至于西方的反应如何则很难说,我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此前已经注意钱锺书的人,可能会通过这本书更深入地理解他,但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却未必会因为这本书而去关注他。有好几个书评都对本书表示赞许,认为把钱锺书介绍给西方读者,意义重大。但这个目标达到没达到,很难说,在欧美的比较文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这种偏见也在慢慢地改变,但真正要全面地理解、认识并接纳东方,我认为还需要等待。

    问:现在国外研究钱锺书比较有名的,除了法国的郁白(Nicolas Chapuis)、德国的莫宜佳(Monika Motsch)、美国的你,还有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之后就好像很少有人再专门研究他了,而且,这些大家都普遍关心作为文学家的钱锺书,而不是学者的钱锺书。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钱锺书绝对是超一流的,而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只能说是一位优秀作家。换句话说,钱锺书真正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大家充分的认知。

    答:在英语世界,全面讨论钱锺书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只有胡志德的那本Qian Zhongshu,他写得很早。

    问:1982年出版的。

    答:对,他只在前言中提到了《管锥编》,认为它博大精深,但很可惜,《管锥编》1979年才出版,所以作者没有办法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后来胡志德的研究也转向了,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文化了。

    问: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作为20世纪少数几个能真正打通中西文化的学者,钱锺书努力融通中西文心,却不被西方所关注。虽然中国国内的情况比起国外要好很多,对他也非常关注,但总的说来,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还是太少。热闹背后仍是寂寞啊!

    答:确实如此。国外研究钱锺书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著作,也包括我的那个选译本,影响也不算大,但我相信将来还是会有新的变化的。比如,今年的十月份,Christopher Rea会在加拿大召开一个有关钱锺书的专题研讨会,这是海外首次举办有关钱锺书的学术会议,会议之后会有论文集,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钱锺书研究的新成果。所以,我相信,通过一点一点地努力,我们对钱锺书的理解会不断加深,不断扩展。

    问:Chris啊,我们很熟悉,他的中文名叫雷勤風,我知道他研究中国现代讽刺文学,包括钱锺书的小说,可能他是从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传统来研究钱锺书的。我一直在想,钱锺书的海外影响力十分有限,是否跟他那种片段式、零散化的著述风格有关?西方人好像很在乎框架和体系?他们不太容易接受通过大量零散的材料来讨论问题的方法。

    答:当然。我的选本就是现成的例子。我不可能按照周易、诗经、左传这样一路译下去,我必须给它换个样子,否则,西方的读者就根本弄不明白这本书在讲些什么。虽然我自己认为,已经把它变得符合英语读者的要求了,但是,作品本身那种鲜明的行文“性格”,还是会影响到西方读者对它内容丰富性和丰沛性的理解。

    问:你的选译本从美学和批评,隐喻、意象和感知心理学,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老子、道教与神秘主义,神与魔,还有社会与思想六个方面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采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话语体系,目的就是要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好地接受它,而不是试图梳理《管锥编》的理论框架?

    答:对,我没有别的目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西方读者接受它,理解它。钱锺书用古奥的文言和片断的形式来写《管锥编》,这是由他的秉性、爱好决定的。这种秉性使他对一般的文学史或知识史建构的那种体系、框架不感兴趣,而是格外看重具体的原创性的东西。虽然我从几个方面来归纳他,但我还是反复提醒西方读者,钱锺书著作片段的价值和意义。

    问:《管锥编》总共有1400多则,你选了其中的65则,比例上是不足5%,但篇幅上却占到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答:可能是五分之一,虽然数量不多,但我选的篇幅都是比较长的。我编选这本书有一个小小的初衷,就是为读者提供一部博大精深的《管锥编》的简明读本,所以,翻译的时候我竭力保持原作风格,以便使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都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虽然这些条目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但应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都在里面了。还有好多内容,比如说文词考订之类,这些东西对专家有用,但翻成英文就没有必要了。

    问:如果现在让你对《管锥编》选本进行重新修订,你会补充新的材料吗?还会从原来的六个方面来分类归纳吗?

    答:当然,肯定会补充,我知道我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当初我只选了六十几则,但是翻成英语后就有五百多页了,要知道,在西方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超过五百页以上的著作,所以没办法,我只能忍痛割爱了。现在要能重新修订,当然是多多益善。至于分类,每个人都会有不同见解,有自己的编选角度,也许有人分成七个,有人分成八个,我觉得只要合理,make sense就行了。我说过,我这么做主要是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一见即明,知道这本书在谈什么,说什么。如果重编,我想我会补入新的方面。当初我做六个方面的划分,有一部分是基于我对他跨学科论述的理解,比如说,第一部分,美学和批评概论;也有一部分是大家公认的,例如第二部分的“比喻”。

    问: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工作,你能把它做完,真是很了不起。不仅翻译得十分流畅,而且还通过翻译,发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引文、注释、版本上的讹误。不过除了那篇总序,我们能读到的材料很少,你还有其他的文字吗?总序里提出的好些观点,都还可以继续深发,做出来也会很精彩,但为什么没有做下去?

    答:可以继续写,但我目前没有这个精力,也许有待来者吧。不过可能因为开会,偶尔还是会写一两篇相关文章。当初做这个选本,我是专门抽了时间出来的,断断续续做了五年,从1993年1998年,但现在不可能了,我还有其他一些计划要完成。

    问:今年是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如果说,现在让你回过头来重新评价一下,你的意见是什么?无论是他对古典文学的贡献,还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努力,甚至他著作本身的成就,你认为他的意义在哪,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答:他最重要的方面,在我看来,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典籍,无论是文学的、哲学的,还是美学的,都同国外的传统一样丰富、一样有意义。他们堪与比肩。而且,他极善于发掘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论比喻、象征,还是文学motif(主题),这些相似之处常常被我们所忽略。他把中国的古典传统,同西方最优美、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传统打通了,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问:现在有些人会认为,钱锺书的这种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来取代,电脑程序会很便捷地帮我们查找到那些不同传统、文本、文类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且还比钱锺书做得更细致、更精确。但我觉得这是对钱锺书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他们没用看到钱锺书著作背后的用心,将其简单地认为只是机械的比附。要知道,计算机永远都无法发掘中西文学共同的诗心与文心,所以,有的人说钱锺书的东西缺乏思想,掉书袋,我无法认同。

    答:对,我也听过这种说法,认为钱锺书只有知识,没有思想。我非常反对,因为钱锺书的工作不只是指出了这种相似,他也对这种相似性做了很详细的阐述和论证。比如他会针对某一个具体概念,仔细地追查它的生产语境,流变历程,以及不同对时代它的塑造,这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需要很深入的探究,所以说他没有思想,我不同意。而且,钱锺书的优点恰恰在于既能收集材料,又能超越材料。

    问:我觉得这是挺大的一个反讽,钱锺书努力要沟通中西文化,但结果,西方学界却没有很大的反应。或许,除了著作形式的差异之外,西方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可能也是重要原因吧?

    答:我完全同意,这是西方学界的一个“污点”。除了强调结构框架、自我中心,在西方,尤其是在汉学界,还有另一种偏见,就是比较重视中国的原典,却很少关心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现代学术成果不受重视。钱锺书在国外不受欢迎,没能被好好接受,就是这种偏见的表现之一。

    问:我明白你的意思,王德威也说过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王国维、章太炎这些大家,也包括钱锺书、陈寅恪等人,他们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对中西文化的对接与沟通,实在功不可没。但是西方学者却没能好好地对待这些成果,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足够博大精深了,他们根本就无暇顾及其他了。

    答:这个偏见张隆溪以前也提过,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问:因为张隆溪本人也深受钱锺书的影响。他的那本《道与逻各斯》,就是在钱锺书研究的基础上,深发提炼出来的。这足见片段化的论述,可以启发、演绎一本很有分量、有深度的著作。而类似的话题,在《管锥编》等著作中还非常多,我觉得,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人们没能充分意识到钱锺书著作的丰富性,这是一种缺憾。

    答:无论是他征引的,还是思考的,内容之丰都令人惊骇。像他这样的天才,在西方却不受重视、不被理解,实在可惜。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幽默的例子来说明他在西方的接受情况。在很早之前,也许是在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PLML学刊就把他列为唯一的一位中文顾问。他的名字出现在编辑委员栏目里,以拼音的形式出现,但有好多年,一直没有拼对,他们把“钱”拼成“q-u-i-a-n”。因为在英语中“q”后面一定会跟一个“u”。张隆溪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谈起,觉得很无奈。

    问:除了钱锺书,你还研究过欧阳修、苏轼等人,出版过相关的著作,这些人都是才高八斗的顶尖文人,为什么你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些深具才气、个性,丰富且多面的人物?当初选择研究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兴趣所致,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通过研究这些天才一般的人物,我所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更丰富。我不太赞成把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定的太过窄小,所以,我通常会选择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家来考察。

    问:但是越是大家就越难研究,不是吗?包括你目前研究的李清照,有那么多的人讨论她,难度会很大,你怎么保证你的研究和别人的不一样?

    答:我也只能尽力而为。你刚才问我为什么选择苏轼、欧阳修,也许对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回答是,像他们这种样样精通、多才多艺的天才,在西方文学界也很少出现。所以我比较好奇,因而急切地想了解他们。

    问:事实上,在西方的哲学界、思想界这样的天才也不乏其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后来的歌德,都有类似的特点,不过纯文学领域真的很难举出这样的多面手。

    答:在欧美,诗人、小说家都是比较专业化的,写诗的不大写小说,能写小说的写不来诗歌。很少象苏轼、欧阳修、钱锺书,诗歌、散文、学术样样精通。

    问:但有时候这种复杂、多面的形象也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钱锺书,他的身份很多元,既是古典文学者,也是比较文学者,而且还搞文学创作。但做古典文学的人,只是把他当做一般的学者,因为他的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他们很不习惯把中国文学放在一个人类文学、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来谈论;至于,做比较文学的,努力想要从他身上发掘出有关比较文学论述方面的东西,但他自己却从不承认自己是比较文学者,所以说,不只是国外,就连国内对他接受起来也很尴尬。因此,借他一百周年这个契机来深入地探讨一下他的地位、意义、学术贡献,是很有必要,也极具意义的。

    答:因为他的突出、多面,使得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地对待他。事实上,我们现在做的大多只是取其一端,不及其余。比如,大家都没有好好地探讨一下《管锥编》和清代登峰造极的学者笔记、札记之间的联系。一方面,《管锥编》既是这一传统的部分,受它的启示;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传统很不满意,对清代的训诂学者和古文家极为苛刻。他挑剔他们拘泥字句,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并暗示他们无力鉴赏文学的独立存在。钱锺书的优势就在于他懂很多外语,通晓很多西方术语和批评方法,他的研究为传统的笔记式考察注入新的视角和观点。这就是钱锺书所说的“打通”的一面。

    问:也许接受钱锺书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他的书,去看他的《管锥编》、《谈艺录》,而不只是读他的《围城》、《人·兽·鬼》。说到《谈艺录》,好像还没有英译本,因为是用文言写的缘故,很不好翻?

    答:对,太难翻了,纯粹的中国诗学、诗论,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译的。他引经据典来表达观点,很少用自己的声音讲话,而且常常是将不同书证放在一起,从而引发争议。另外,他的风格就是突然改变论题,兴之所至而头头是道,所以很不好翻。不过,对这部艰深的著作,胡志德在他的《钱锺书》中有精彩评述。

    问:郁白倒是把《七缀集》中几篇用白话写的文章翻成法文了,叫《诗学五论》(Cinq Essays de Poetique)。

    答:白话的处理起来就相对简单的多。

    问:我觉得德国的莫宜佳,她研究的钱锺书,太过简单化了。

    答:她的东西有点生硬,我读过她的《管锥编》研究Mit Bambusrohr und Ahle,尤其是她用所谓钱锺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诗歌,那部分表现的最为明显。不过,她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念。比如说,她认为钱锺书的著作是中国文学研究第一次反映现代人的感受。钱锺书对片段思想的重视和他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比较,反映了对文字、意义的不稳定性的深信,代表了现代思想。他的著作将精神上的不安定性具体化了。

    问: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管锥编》是在“文革”后期写成的,政治生态还比较复杂,前景还不确定。表面上钱锺书只是引经据典,不轻易吐露心声,但是他其实早已把这意见内化为文字,表现在他的写作形式上了。你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钱锺书吗?

    答:会,我要让他们知道钱锺书的著作,包括中国来的学生。

    问:我现在也在给研究生开一门《管锥编》选读的课程,我不要求他们能全部看懂,深入理解,只要能在其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进而有所阐发就很好了。

    答:有一个小小的exercise你可以尝试,就是让学生把某一则里面的引文原文找出来,无论是文言文、英文,还是德文。通过重返原著,重构context,他们会对钱锺书有更大的敬意。因为,钱锺书所引的每句话,有时候通常只有短短的几个字,都是一般读者最容易忽略的,最不为他们重视的。the most affairs很难遇到,遇到的都是the least affairs。真是妙,真的很独特。

    问:那我知道这个学期的期末作业怎么要求了。呵呵。

    《剑桥中国文学史》,一部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文学史

    问:虽然《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还没有出版,不过,大家都对它翘首以待,也在不断地谈论。你是直接参与其中的作者之一,能请你谈一谈这本文学史与过去的文学史,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又是因为怎样一种特质在不断地吸引人们去关注它、谈论它?

    答:这个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它毕竟是个集体项目,每一章都有一位不同的作者。虽然我们在动笔之前也曾一起开过会,讨论过总体的框架和思路,但是具体到每个人,尺度和目的都不一样。也许要等它出版以后,由大家亲自去比较,去观察。

    问:那你是如何写北宋部分的呢?我们知道,在国内,一般的写作思路都是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概述在前,作家作品的分析在后。诗歌、散文、小说一路写下来,谈它们的艺术特色、思想内涵、历史地位等等,你也这样做吗?

    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写唐代那篇的是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起初,他过来和我商量,说Ron,我写唐代,要把唐以后的五代和宋代最初的几十年包括在内,你同意吗?我说,我当然同意。因为宋代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实上还是对之前文学的一个延续。所以,我写宋代文学史,并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写起,我想,在中国国内写宋代文学史,一定不会这么做。

    问:不会,绝对不会,基本上还是历史、朝代的框架。你们是比较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会考虑到文学演变过程中的缓冲、惯性,所以你写宋代,会从它拥有自身特色的那一刻写起。换句话说,文学史的观念,在你们看来,是它内部的发展比外在的朝代更迭更重要。

    答:对,这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理念很不一样,这样做会有很多麻烦,但也有优点。

    问:那比起国外的文学史呢,比如说之前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它又有什么不同?

    答:很不一样,比如说,它们的structure(结构)就完全不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以文体来分类,乐府、古诗、律诗、散文,分成很多篇,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主要是以时间,以朝代来划分。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无论你是写两百年,还是三百年,这个期间涉及到的书籍、文章、体裁,你都应该写到。相比起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就不够系统,太杂乱,而且参与其中的学者也很多,把各种各样的角度、意见都写出来了。剑桥这本基本上找的都是每个时段比较成熟的学者,也就是英语所说的senior scholar ,撰写哥伦比亚那本的学者,成熟的也有,年轻的也有。

    问:作者太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从头到尾贯彻统一的编写意图,这样,读者读起来就会觉得枝蔓,散乱。

    答:是。起初我们为了编写《剑桥文学中国文学史》,还专门开了几天的会议,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编写的意图、目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框架、思路。虽然不能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总体而言,会有一些共识,写起来也不会五花八门。而哥伦比亚那本的作者,并没有一起开会。

    问:宇文所安有一篇文章叫《瓠落的文学史》,里面提到,所有的文学史都是历史过滤、历史选择的结果,而且当中还伴随着一种强大的历史想象。他说,文学史家常常是从自己的知识、立场出发,来重建当时的文学场景。在我看来,这多少是受了“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你也同意宇文所安的看法吗?或者说,你在写宋代文学史的时候,也秉持这种认识吗?甚至更进一步地问,这种理念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了吗?

    答:对,我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在西方它已经很普遍了。

    问:因为我刚刚写了一篇有关钱锺书和新历史主义关系的文章。钱锺书讨论的一些观念,比如“史蕴诗心”、“文史互通”、“六经皆史”,其实都是在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讲历史中包含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化的叙述。我想,这种观念的兴起,很大的原因是想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做出一个反驳。过去,国内的文学史写作,太过拘泥于“历史反映论”了,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和表现,它反映政治、反映经济、反映意识形态。但现在,大家都开始慢慢接受文学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而这个观念在西方已经大行其道了。

    答:是。有一点我要补充,就是中国的读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很好奇,很期待,我们也想借此对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做出一点新的贡献,不过要记住,这本书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它最初的定位中并不包括中国学者。其他的作者我不敢保证,但我自己写北宋这部分,我心里想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读者,但绝对没有想到它会被翻成中文。我给你们看干嘛呢?我所知道的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是写给那些根本不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看的。

    问:读者定位不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等它被翻成中文后,针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中西之间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和碰撞。

    答:当然,这是不可避免,新的观念、看法、perspective(视角),都会给原来的观念带来冲击。

    问:那《剑桥中国文学史》定位的读者是哪些,东亚系的学生?

    答:对,还有我们所说的general reader(普通读者)。因为有很多人还是会对不同国家的文学史产生兴趣。

    问: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人很少写文学史,除了几种比较权威的,像剑桥、哥伦比亚文学史,但中国人却普遍热衷写史,光是一个现代文学史就有好几百种,蔚为壮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

    答:很难说。以我参加《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为例,我们每个人写一篇,但多半的人不会把它当作一个“rational research”(理性化的研究),而只是把它看成“general presentation”(一般性的描述)。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贯注在李清照身上,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本书我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和看法。但我写北宋文学史,立场不同,我有义务收敛自己的个性,使其中的观点不要太过张扬。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自己的project(研究项目)里展露锋芒,但最好不能在集体项目中出位。

    问: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说到了李清照,那我们就谈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你说你对李清照研究有一些新的看法和发现,这些看法跟过去的研究有什么不同,你是从什么角度来写的?

    答:前天我在演讲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就是从接受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李清照。我的材料是五首“调情词”。对这几首词的归属问题,起初还有争议,但后来大家都普遍相信那是李清照所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晚明,那个时候李贽等人大力提倡“情教”,所以大家认为能写“调情词”是一个人真性情的表现。因此,这些仿“易安体”的著品,很自然地被归到李清照的名下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李清照是一个被历史塑造过的形象。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跟你们国内研究李清照的学者对话。

    问:哪些学者?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与他们形成一种对话,一种修正呢?

    答:我这里带了两本书,一本是诸葛忆兵的,一本是邓红梅的,还有一位是陈祖美。我要说的是,他们学问都比我好,即使我再做20年,也未必会有他们现在的水平。

    问:你是指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吧?

    答:是。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研究受了太多传统观念的影响,分析的批判性不够。譬如说,大家都以为,李清照用女性的声音来写作,就代表了她本人的思想,和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李清照是完全一致的。其实,男性作家也在写,但没有人会立马把他作品中的声音和他现实中的声音等同起来。这也是一种偏见,就因为李清照是女的,所以她传达出来的声音就必须是她本人的声音。

    问:这就是叙事学所讲的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两者有关联,但不能混同。另外,这种误解,也跟女性理论的风行有一定联系。大家都拼命地在套理论,认为只要是女性作品就一定传达女性声音,就一定反映女性主义的思想。但结果,是完全被理论牵制了。

    答:对。我还可以再讲一点,其实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李清照作品大约有五十几首,而真正能够确定是她在世时所写的只有23首,其余的三十几首,都是在晚明的时候才归到她名下的,那个时侯她都死了四百多年。而一般学者,包括这几位学者,都对此不加区分,混作一谈,其实它们的可信度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那三十多首词,很多都是模仿易安体的。

    问:这跟田晓菲谈陶渊明和手抄本文化有点近似。在她看来,陶渊明的形象、作品,就是在不断地被篡改和修正中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答:对,他们有相似处。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李清照的文集完全失传了,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词选本,而这些词选本又非常混乱,很多都是不可靠的。我觉得李清照在中国被过分理想化了,她已经被变成了一个“文化偶像”。希望我的研究出来以后,你们能够看到一个更为立体的李清照,不要一写到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写的像小说一样,过分的浪漫化。

    汉学研究,一个边缘领域

    问:目前在美国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不能算多,也能不算少,但总体说起来,汉学研究好像还是很边缘的一门学科,甚至连“日本研究”都比不上。当然比起以前,现在情况要好的多,开始慢慢得到重视,由边缘转向中心,但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答:是,这个问题还在,而且还很严重。就拿美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来讲,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矛盾。一方面,每个系都希望多一些中国研究专家,历史系需要,人类系、社会系也一样,但是,偏偏这些科系又是欧美中心主义偏见最强烈的科系。我所在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它的历史系有40几位教授,研究中国的只有两位,可是专门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却有20多位。这几乎成为一个笑话。但是他们自己并不以为然,甚至还坚持认为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应该有一个专家来研究他。

    问:美国中心主义很厉害啊!

    答:美国历史系的人是最要命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一直在跟他们抗争,但后来不行了,就只好转到东亚系。但一退到东亚系,问题就来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被边缘化了,一辈子都跑不出来了。这个矛盾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东亚系的设置,使得它和其他科系的互动联络减弱了。

    问: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度还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地方都与国内合作,创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你们学校有吗?

    答:还在谈,不过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都已经有了。虽然它很热闹,但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就是他推广的对象大部分是一般的民众,他们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语言上。另外,好些大学对它也不太接受,有的根本就不上课,纯粹只是在夜间进行一些娱乐表演。

    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解中国不能太过表面。要想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像你们一样读中国的原典,做中国的研究,跟中国的学者交流对话。我记得你上次来苏州大学演讲,好像是2006年,谈得是北美汉学研究的基本动向,现在又有五年过去了,海外的中国研究又呈现出怎样一种状态,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话题和著作呢?

    答:这个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总体而言,成就很高。尤其是最近十年,你去看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哈佛东亚丛书),出了很多成果,水平也相当高,不论是文学、历史,还是思想史。而且有许多有意思的课题,是你们国内学者不容易想到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哈佛大学出版了一位年轻学者的书,他研究清代的地方官和他们的宗教活动,无论是用道教的,还是佛家的方式来rainmaking(祈雨),来解决地方的干旱问题。英文的题目叫Dry Spells: State Rainmaking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他的研究试图说明,虽然帝国晚期的中国社会从表面上看好像已经完全Confucianize(儒家化),但一遇到自然灾害,还是会借助于那些非儒家化的方式来处理。

    问:类似的视角好像很多,比如Philip Kuhn(孔飞力)的Soulstealers(《叫魂》)在国内竟然流行一时。你觉得现在做中国文学研究,除了参与剑桥文学史的宇文所安、孙康宜等人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年轻学者?

    答:明清时期的女性史、女性文学研究,目前在北美的成就相对较高,当中有一位,Ellen Widmer,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叫什么。

    问:魏爱莲。

    答:她在几年前出了一本书,题目也很有趣,The Beauty and The Book(《美人与书》),主要是探讨清代的女性,包括女性作家、女性读者和女性编辑,她们一切与书籍相关的行动,写得非常好。当中涉及到《红楼梦》对当时女性生活、阅读和写作的影响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人值得注意,Grace Fong。

    问:方秀洁,她研究过吴文英。

    答:对,她后来专门研究明清女性诗词,而且还在哈佛、香港收集到了上百本的女性文集,这些东西都是以前人不太注意的。她把它们电子版化,这个工作刚刚才完成,现在还没好好地去研究它们。

    问:不过,这些女性主义研究也会带来了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前我们把女性看成是男性压迫下的受害者,但她们却强调,女性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她们有自己的文化空间和自由。大家好像都普遍接受这个观念了。

    答:我不接受。你若好好地读一读李清照因再婚案下狱后写给綦崈礼的那封《投内翰綦公崈礼启》,就不会觉得女性没有受到伤害。如果再读一读王灼的《碧鸡漫志》,就会明白社会舆论对女性再婚的道德控制有多大。王灼说她有诗才不假,但是其影响实在恶劣,淫言媟语,流毒内闱。根据我对李清照早期接受史的研究,我相信,至少在南宋代,女性再婚所遇到非难和指责是非常严重的。刚才你们问有哪些人比较重要,还有一位,值得一提,Mark Lewis,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秦、汉两代文化史的。中文名字好像叫陆威仪。

    问:最后我想再问一下有关宋代笔记的问题。你怎么来研究笔记的?和之前的笔记研究有什么不同?

    答:以前读过一些笔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笔记这个十分丰沛的宝库,对它产生了深厚的研究兴趣。以前的笔记研究相对较少,多数是当做史学材料在用,并没有注意到笔记本身的价值,没能将它看成是一个严肃的研究对象。至于怎么去研究它,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因为材料实在太多,做起来很不容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今年起开始出版《全宋笔记》,估计出完全套,要上百本,这是庞大的一批材料,有点无从下手。我现在只是欣赏,至于怎么研究、怎么分析,还有待思考。

    问:你如何界定笔记的性质?它的身份好像有点多元。

    答:对,它的身份有点模棱两可,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是一种由文人记录的文化现象,而且它关注日常,关注下层人民。欧阳修的《归田录》是一个转折,在他之前,宋代笔记记载的多数是宫廷、官员的稗史、轶事,还有部分志怪的内容。但在他之后,笔记的题材、范围大大扩展了,叙事的格调也变得轻松诙谐。比如,你们熟悉的“卖油翁”的故事。

    问:整个宋代文化在不断地走向“精致”,而笔记则日益地显示出它的“世俗性”,这种雅俗之间的互动倒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答:秦观讲“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雅俗的互动在宋代是很明显的,但是具体到怎么展开,我现在还很难说清楚。我希望这个领域,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问:好的。我们也期待你的笔记研究的成果早日问世。谢谢!

    ——发表于《上海文化》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