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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两周年祭——《徐志摩传》修订版后记

    这本传记的写作开始于1990年。那是我在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工作四年后,考上贾植芳先生的在职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是比较文学。陈思和先生也是我的导师,那时他三十出头,刚刚评上副教授,还是一头的黑发。我做徐志摩的传记,就是思和先生出的题。当时他正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一套名为“世纪回眸•人物系列”的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选题以现代作家为主,最初出版的书目中,包括思和先生自己的《巴金传》、王晓明先生的《鲁迅传》、张文江先生的《钱钟书传》,等等。其实,当时我选定徐志摩作为写作对象,并没有太特别的原因,更谈不上什么研究积累,当初我只发表过几篇当代作家的评论。

    记得那年春日的一个上午,当我在思和先生暂居的淮海路太仓坊的书房里说出自己忐忑之意时,思和先生给了我有力的鼓励,并以自己的研究体会告诉我:文学研究从作家个案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宏观史论和思潮研究开始,对刚刚涉足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更加切实可行,这就不易流入浮面的宏论。而从史料的发掘、甄别和梳理到文学文本的研读,再到结合历史文化场景的整体评价,这可以培养自己的综合研究能力。因此,我与这个写作对象传主徐志摩间的关系,打个比方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媒人呢,首先就是思和先生。再后来,贾植芳先生、陈从周先生、陈衡粹先生、赵家璧先生、王映霞先生等等这些文化学术界的老前辈,都是媒人团的成员了。

    对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来说,研读传主的创作生平,构思和写作传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因为徐志摩的关系而得以结识的许多长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为人,都成为我弥足珍贵的人生资源。在1992年冬完成书稿时写下的短短的后记里,我对他们都一一表示了感恩之情。但因为丛书体例的关系,上海文艺版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除删去了一些当时认为不合时宜的片段外,还删去了这不足千字的后记。这在读者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我个人则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好在早四个月由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本(书名为《夜莺与新月:徐志摩传》)保留了这一后记,使我的这份感恩得以公开的表达。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思和先生的一头黑发已经全白了。而那些老前辈们,包括敬爱的贾先生,还有现代著名作家陈衡哲的妹妹,戏剧家余上沅的夫人陈衡粹先生、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等等,都已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我这个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今天也已跨入中年的拱门。

    所以,在这四月的春日,在此书修订版的后记里,我想记下对这几位尊敬的前辈,特别是敬爱的贾先生的怀念。前面提及的几位老人,无一例外都是经贾先生的介绍而得以拜见的,凭我当时的感受,因为自称是贾植芳的学生,又拿着先生手书的介绍信,他们似乎对我的到访更多一层信任,更多一份热情,在回答我幼稚或唐突的问题时,也更少一份在那个时代仍不少见的顾忌。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拜见陈从周先生。早就听说从周先生的名字,也在贾先生的书房里看到陈先生所送的一幅水墨画,这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两位老友历难重逢后陈先生专门派人送上门来的。画上是一枝苍竹,笔法简洁而遒劲有力,竹子被拦腰折断,但就在断处,却绽出新枝。左侧似还有两行题款,内容记不确切了,大意是老枝新发,寓意贾先生历劫不死,在经过20多年的磨难后重焕生命的活力。从周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建筑专家、书画家和散文家,特别在园林艺术方面造诣深厚,还能诗擅文,著有大量散文,他工于书画,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从周先生是徐志摩的表弟,不仅在少年时与徐志摩有过直接交往,而且解放初就自费出版过《徐志摩年谱》,这也是第一本徐志摩的研究著作。记得贾先生在向我介绍他时,用了一种老朋友的戏谑口吻,说他是琴棋书画样样来得的风流名士,又是个率性耿直的“纨绔少爷”。贾先生是从晋西南农村的地主家庭反叛出来的热血青年,对那种江南富庶书香之家的风流才子之气,并不十分认同,但率性耿介之气一定是他俩友谊的前提。

    我拿着贾先生的亲笔介绍信,如约去同济新村登门拜访从周先生,也是在一个阳光明丽的春日上午。开门的是一位中年保姆。客厅里,一位老人正用很大的嗓门说话,肯定是从周先生了。他语气似颇有不满,而两位官员打扮的客人则神情尴尬,默不做声。陈先生的话虽带浙江口音,但吐字颇为清晰,比贾先生的晋南话好懂多了,不过因为我是半当中闯入,也不知他们谈论什么话题,只听陈先生斥责“败家子”,又提到什么“藏书楼”、“书报”的字眼。少顷,客人告辞,陈先生欠了欠身,算是送客的表示,脸上仍有一股怒气未消。片刻静默后,陈先生似乎才发现,对面还坐着我,一个陌生的小伙子。于是用一种疑惑的口气问:

    你是谁啊?你来干什么?

    尽管比刚才的语气有所和缓,但我还是禁不住一阵胆怯:

    我是贾植芳先生的学生,正准备写徐志摩的传记,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也许我的声音太低,他没太听清:

    谁?徐志摩?要写他的传记?谁写?是你写吗?

    见我的点头称是,又以怀疑的语气问:

    你多大年纪?徐志摩死了多少年了,你知道徐志摩多少?

    我更是语塞,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想我的神情一定比刚才那两位官员模样的人更难看。

    这时幸亏有个中年女子进来解围:

    爸爸,这位是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介绍来的,是他的弟子,要研究徐志摩,做他的评传。

    哦,是老贾的弟子——

    语气一下子缓和了许多,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歉意。随后便问我“老贾”近来身体如何?还主动告诉我,刚才两位是市文物局的,有人要拆掉徐家汇藏书楼,把里面的大量民国期刊并入上海图书馆,刚才正为此事发脾气,“他们不知道,藏书楼本身就是文物!” 又不时请我喝茶。我知道他正为刚才的严厉而表示某种歉意,这使我紧张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顿时觉得这位老人的可敬与可爱。那天从周先生与我谈了很多,还主动借给我他写的《书带集》、《春苔集》等散文集,里面有好几篇关于徐志摩及其老家海宁文章,供我参考。

    之后,我又多次上门请教,每次陈先生都会给我讲述许多有关徐家、蒋家或者张家的一些故事,还出示许多相关的手迹、书画和照片,包括一幅按原比例复制的诗人徐志摩遗像,是他请画师胡亚光画头像,又请其老师张大千补上衣裾并题款的。等到我把出版后的书送去指教时,陈先生似乎已经早已认可我这个年轻朋友了。同时,我与陈先生的女儿陈胜吾先生,也在交往中熟悉起来。从她那里,我也了解到包括张幼仪和陆小曼家族的历史以及他们在徐志摩身后的生活情况。甚至在从周先生故世以后,尽管她全家定居美国,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听说我有修订徐志摩传记的想法,她更是主动提供我许多材料。她对相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看法也给我很多启示,比如她更多地同情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陆小曼的遭遇,而对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则有更多的批评,特别是在看到张邦薇(张幼仪的侄孙女)所著《小脚与西服》之后,更是对书中叙述的一些事实和立场有所褒贬。在从周先生过世不久,一次她整理陈先生的遗物,发现了两本影印的徐志摩早年(1911和1919年)日记,便马上打电话让我登门,并借给我复印,这也就是我写作《徐志摩早期日记的发现及其价值》一文的起缘。转眼间,从周先生逝世也已10年了,他是2000年3月15日驾鹤西去的。他比贾先生小两岁,却比贾先生早走8年。

    今年的4月24日,是贾先生两周年忌日。

    说来也巧,因为修订此书,我在翻找当年所做的笔记时,偶然发现了十多年前留下的一篇文字,题为《贾植芳先生侧记》。记不得当年是为那家报纸或杂志而写的了,但最后肯定没有发表,而据文中所提及的“八十诞辰”等字样可以推测,此文应该写于1996前后吧。现照录其后,算是弟子对贾先生的怀念和祭奠:

    贾植芳先生去年秋天刚刚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复旦大学共同为他举办了庆典活动。会场的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贾植芳教授诞辰八十周年暨从事文学、教学工作六十五周年。那天,贾先生和师母任敏先生在晚辈们的簇拥下,相扶着来到会场,在一片道贺声里,在他那充满风趣的一席致谢辞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能活到今天,这是历史的错误。

    贾先生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却又大难不死,老而弥矍,这是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应该为之感到庆幸的。

    他虽然一生四次入狱,但都以铮铮铁骨,从未向种种强权势力低头,一直保持着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更难能可贵的是,二十多年的监禁与劳役生活,竟没有将他的精神压垮,他始终以开朗、幽默而又清醒的态度,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直到耄耋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言谈滔滔不绝,文思清晰而又锐利。

    这一切,除了因为具有一种执着的信仰和坚韧的性格外,身边的这位鬓发斑白的老伴所给予的支持,也是他度过艰难而漫长岁月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正是任敏先生几十年来的理解、爱情以及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才使他们共同熬过了灾难的岁月。而这一份情感,早已深深地烙在两位老人的心里了。

    事后我才无意间从先生的嘴里听到,其实去年正好是他们夫妇结婚50周年,人称金婚纪念。本来,那次庆典的横幅上还应加上这几个字的,但他们并没有对人提起这一点。也许,他们不愿意以热闹的方式纪念他们特殊的结合。50年的悲欢喜乐,惟有他们自己体味得最深。

    这一对患难夫妻,是在抗战时期的西安相识并自由结合的。当时,一个是留日归来的热血青年,左翼文化战士,一个是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为了共同的信仰,因为相契的性情,而走到了一起。谁曾料到,婚后的生活,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平静和安逸,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逃亡和监禁,接连不断的苦难。贾先生一生四次入狱的苦难,起码有三次是与夫人任敏共同分担的,而最后一次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受羁押,前后被监禁和劳改竟然长达23年之久。

    在漫长的岁月里,夫妇俩一直被有形或无形的牢门阻隔着。1955年,贾先生被捕入狱,11年后才得以与妻子见上一面;期间,任敏先生被发配至青海劳改,旋即又并被监禁了4年有余,只因1963年青海粮荒,监狱根本无粮可供,才得以被“放生”。于是,她只身来到山西襄汾的贾先生老家,默默地干了十几年的农活,悉心服侍年迈的公婆。而在这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岁月里,狱中的贾先生,先后只有两次得到妻子的消息:一次是在1958年,任敏先生赴青海支边前,她托人转辗送来一封信和50元钱,使丈夫知道了她的去向;另一次则是在5年之后,从山西老家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放着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有四颗红枣和四个核桃。这是一封无字的家书,一报平安,二祈早合。

    又是11个春秋之后,贾先生被正式平反,这对苦难夫妻才终于相聚。分手时他们还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人,而相聚时都已经是60上下的老人了。

    之后的十几年里,贾先生桃李芬芳,在他的学生当中,最年长的五十年代的学生此时也已经是两鬓白发的老者了,至于我这样的学生,已经是第三、第四代了。在贾先生的晚年,众多的弟子,加上各个时期结识的朋友知交,时时会登门造访。于是贾府里终日高朋满座。许多海内外的作家、学者和晚辈学子,都以一登贾府,一睹风采为幸。而先生家的大门,总是向每一位来访者打开,无论来者是谁,师母总是热情地为每一位客人端上一杯清香的茶水。老天虽然没有给送来一子半女,他们的晚年却一点也不寂寞。生活在友情的氛围里,和朋友、学生一起谈文论道,评天说地,他们感到充实和快乐。

    这时候的贾先生,常常是灵感风发,思如泉涌,嬉笑怒骂,滔滔不绝,别人往往难于插嘴,惟有洗耳恭听的份了。他思绪湍飞,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说到可噱之处,会眯起眼睛嘿嘿地笑;谈得忘形之时,有时会把一条腿搭在椅子扶手上,样子像个淘气的孩子;讲到可气之处,偶然还夹杂一句国骂,叫你忍俊不禁;说起那些鲜廉寡耻、了无人味、专门害人的主,他拍案而起,抓起拐杖把地板捅得咚咚直响,让你感到愕然,似乎有一股烈焰向你扑面而来……

    先生给年轻的朋友讲述那些曲折往事,往往一发难收。说到兴头之时,根本容不得你插嘴,你只有默默倾听的份儿,而这样的兴头又来得十分频繁。这时候,你若稍稍留意,就会发觉师母与往常一样,照例静静地坐在一旁,和你一起倾听着。这些陈年往事,有许多是她与老伴共同经历的,她也已不知听过多少次了,但她还是静静地坐在旁边,做着忠实的听众。偶尔她会突然轻轻地插上一句,有时是补充,有时是纠正老伴的遗漏或者误记。这时候你才觉得,就在贾先生绘声绘色的同时,师母其实也在一起回忆着往事,只是她并不像先生那样滔滔不绝,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每每遇到老友来访,在畅谈之余,贾先生和师母总是会邀你一起吃饭,当然少不了要喝上两盅,方才尽兴。席间在座的如果是同龄人,先生会热情地推荐自己的“养生之道”: 一不要戒烟;二不要戒酒;三不要锻炼,并一再声称,这是自己的专利发明。其实据我后来的了解,这三不要的知识产权,应该是先生的老友、同行和同乡、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如果来访的是自己的年轻学生,他会在留你吃饭的席间——照例是要喝酒的——这样劝你:研究生嘛,就是烟——酒——生,喝酒在我这儿也是一门功课呢!

    其实,医生早就嘱咐过,要他戒烟戒酒。而他呢,也做了重大让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通常是,烟只抽“高”的(即上海产的高乐牌低焦油烟),酒只喝“低”的。但若是相逢知己,想要破例开怀时,他就会指着桌子上的那瓶高粱酒说:这个酒很好,给老太太也倒上半盅。师母知道这又是拉人下水的花招,只是见先生高兴,也就不忍心戳破,便笑盈盈地接过酒盅,只是不忘记叮嘱一句:就喝一盅!医生说的,可不敢多喝啊。

    饭后呢,先生在说话之余,又总忘不了站起身来,给早已离席,甚至已经离开客厅的老伴,送去一枚牙签。这时候你一定会想,豪放如贾先生,原来是心细如丝。望着这一对老人,肯定会有一股暖意禁不住流遍你的全身。

    如果你在严冬时节登门拜访,你有时可能会看到,贾先生正独自静坐在书房里看书,脚边那只平时终日通红的煤气取暖器,这时却熄了火。你问他:先生,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开暖炉呢?他会破例压低嗓子告诉你,老太太正在休息。说着给你递过来一张报纸,或者一份杂志,也不跟你说话。你只好陪着他静静地看书读报。他是不让说话声吵了睡觉的老伴,更担心老伴睡觉时,点着煤气不安全。其实,老太太是在里屋睡觉,而只要开个窗缝通个风,就是点着炉子也无妨,何况又是在白天,还有他自己在炉子旁守着呢。

    而先生却总是坚决地摇摇头。

    这时,你也许会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同时,你又一定会为这一幕所感动。在静默无话的时候,老人或者看书,或者又回到那悠悠的往事中去了。

    不过,你也不必过于拘谨,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一待任敏先生午睡后起床,先生便又要对你口若悬河了,而你呢,也又可以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了。

    1992年年底的一天午后,当我拿着刚刚完成的传记手稿,兴匆匆地来到贾先生家时,遇到的正是上面那样的场景。先生接过我的书稿,便随手递来一本杂志,然后默默地翻看我的书稿。不久师母从里间出来,先生抬头问道:任敏,你睡好了?炳辉来了!又指指手里的稿子:他写了一本书,徐志摩传。于是,他在欣然答应为我做序之后,又开始了兴致勃勃的往事叙述。之后,每每向来客介绍起我时,总是称我是“徐志摩专家”,这又时时令我惭愧不已。我这样的年轻后生,又岂敢称“专家”呢?这本书的写作,只不过是我从学之路的一个起步而已。

    此书1993年8月由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繁体字版,12月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简体字版,先后都重印多次。台北版的确切印数不详,上海版曾先后印行六次。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将版权转让给花千树出版社在香港印行,更名为《徐志摩传》。不过这三种版本坊间均已不见销售。此次修订,本想利用之后十多年来所陆续收集的数量不少的资料,包括传主及相关人物的一些史料,做一次较大的改动,但总是因为没有整段的时间去做系统地整理,而一直拖延下来。一次在与张新颖兄谈及此事时,他对我说道:年轻时写的东西,是年轻时代的印迹,为什么非要去改呢?他的这一说法,正好可以拿来作为我懒惰的搪塞。因此,修订计划最后又做了调整,除恢复原稿中被上海文艺版删去的几处段落外,只在部分章节做适当的调整,对发现的一些文字错误做少量改动。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厚爱,使这本“少作”得以重版,为此特别感谢贺圣遂先生和孙晶女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为之付出的劳动。是为后记。

    2009年4月18日,2010年3月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