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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

    韩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不是中国对昆德拉的最早译介,甚至还有许多“先天不足”,但在停止印行十几年并由“合法”的许译本作为书市的替代后,韩译本在读者中却仍具巨大的魅力。为什么偏偏是韩译昆德拉在当时和后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韩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无疑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文化事件。它对捷克乃至东欧文学译介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对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对外来文学资源在中外文学交流整体中的多元和均衡,都有其独特的意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词句,在中国已成带韩少功标记的昆德拉关键词,在当代汉语文学和文化中广泛流行。

    原作者对译本的认可,真可以作为翻译忠实性的担保吗?果真如此,韩少功所依据的M•H•海默的英译本,同样曾是昆德拉认可并盛赞的,但后来他们却因信任危机而断交。作为蒙冤的昆德拉翻译者,海默并不是第一个,也不算最后一个。

    昆德拉从对翻译质量的必要警惕开始,最后发展到对已进入异文化传播和接受流程中的文本权力欲的无限膨胀,甚至对翻译主体之创造性的无条件褫夺,其实是一种文学翻译的乌托邦狂想,是来自弱势民族的流散作家之文化焦虑的体现。

    幸运的韩少功,冤屈的海默,无奈的昆德拉!

    要是与鲁迅、巴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两代作家相比,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大陆作家中,韩少功是少数能通过外文(英语)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作家之一,更是其中做过文学翻译的屈指可数的作家之一。因为建国后十七年间“一边倒”的政治文化,更因“文革”期间中国教育所遭受的灾难性冲击,这一代作家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初中毕业就下乡插队的韩少功与同代人并无差别,不过也许是受其学外语的姐姐的影响,更由于他的“别有用心”,早在1985年,他就去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学习,这正可以看作其文化视野开放的一个表现吧。而如果就其文学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说,在同时代大陆作家中至今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了。

    当然,这主要是指韩少功与韩刚合作翻译的捷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这之前,他还与韩刚合作翻译出版过《命运五部曲》(五角丛书之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其中收录了威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苏珊•希尔(Susan Hill)、丹尼斯•V•贝克(Dennis Baker • V )、约翰•威恩(John Wayne)、罗德•威尔(Rod Weir)、J•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等英美作家的短篇小说;之后又翻译出版了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iado Pessoa,1888-1935)的随笔集《惶然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但影响就远不如前者了。

    1986年,刚刚进修过英文的韩少功便赴美作短期访问,当时正值昆德拉及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美国的热潮方兴未艾,欧美文坛对一位弱小民族作家的普遍关注及高度评价,引起了韩少功的注意。回国后,他从一位北京朋友处借来此书的英译本,便急切地读了起来,并为之深深吸引。随后即向出版社推荐,建议尽快出版中译本。在一时无法找到合适译者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亲自抄刀。他动员在大学教英文的姐姐韩刚(现任海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一起参加,两人分工译出初稿后,最后由他做文字上的统一润色修订。1987年9月,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文坛的注意,昆德拉一时成为中国读者和作家中最为热门的外国当代作家。此书初版印行24,000册后又一再加印,1991年又出版修订本。直到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后,此版才停止印行,前后总计销售据说达百万册。2003年后,坊间销售的这部昆德拉代表作才由获得版权授予的许钧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在由中国图书商报等媒体发起的两次图书影响力调查活动中,韩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榜列其中。这本已停止印行15年之久的中译小说,其影响力并没有被“合法”的新译本所替代。在2008年的“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图书”榜中,它名列27种入选外国文学作品的第16位;在2009年公布的“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600本书”中,此书再次位列34种外国文学书目的第18位。与许译本相比,韩译本有许多“先天不足”:源本出于原作的英译本而非原创的捷克语本;译者只是业余“客串”;没有原作者认可或原出版机构的版权授予,等等。但从这两次由读者、专家和媒体人共同票选的影响力调查可知,韩译本在读者中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其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从新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整体看,韩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无疑已成为一个翻译文化事件,有着许多标志性的意义。尽管从鲁迅、周作人、茅盾等早期新文学作家开始,东欧文学就已经被倡导和译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格局下,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东欧文学的译介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格局,但在近百年历史中,与西欧、北美等西方强势文化的文学相比,无论其译介的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尤其在新时期初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本土、西方现代派成为文学变革的最大外来资源之际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说,韩少功译作的意义,对捷克乃至东欧文学译介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延续、对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对外来文学资源在中外文学交流整体中的多元和均衡,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是大而言之。

    对此,韩少功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意识,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译者“前言”中提到,“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未来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他还进一步追问:一个来自不发达的弱小民族作家,是什么使欧美文坛如此兴奋躁动呢?虽说这样的国籍和文化归属昆德拉本人未必接受,而且以西方世界的反响作为关注的理由,也常常被人指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它直接引发的问题是:昆德拉到底是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作家呢?这也就是小而言之的韩译昆德拉的意义了。在韩少功看来,昆德拉的深度在于“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强权批判走向人性批判,从捷克走向了人类,从现时走向了永恒”;在写法上,昆德拉包容了哲理散文笔法,大大开拓了小说的可能性,尤其对当时局限于政治清算和感伤倾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现状是一次极大的冲击。

    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不是中国大陆对昆德拉的最早译介,早在1985年,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就发表了《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介绍并呼吁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意义,而由景凯旋、徐乃健合译,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1987年8月)甚至还早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问世。为什么偏偏是后者在当时和后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这当然与作品本身在题材情节、精神风貌和艺术探索方面的特点有关,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昆德拉的代表作有关,也与译介所遭逢的文化语境和历史时机有关,它与中国当代文学形成的亲近认同和差异刺激,注定具有“当春乃发生”的历史性限制;同时,它还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杰出作家的身份所具有的影响力有关。而与新世纪初“合法”出版的许钧译本相比,韩译本之所以深入人心,除先入为主的因素外,也与韩少功在翻译过程中的成功的语言转换和阐释方式分不开。虽说出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压力,韩译本在字句上不得不做一些处理,比如删去了近300字的有关政治和性爱的“犯禁文字”,也有一些文字的错漏(修订本大部分得以补纠),而另一方面,正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者许钧所强调的那样,法文本是由原作者修正、确认并授权中译的,新译者也意图凸显另外一种“忠实性”的处理方式。不过在两个译本之间,其实很难说有足以对文本的精神内涵和文体特征的理解引发明显差异的不同。这里只说两个简单而最明显的例子。

    比如最明显的区别是两者书名的异译。本来,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谈到这一书名中的being一词时,曾明确指出它不是existence(存在),不是life(生命),也不是condition(状况)。他还反对把莎翁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译成“活着还是死去”,而一再强调being是一个“让大家不舒服的词”。因此,两位译者最初对关键词“being”或者“L’être”所对应的到底是“存在”还是“生命”各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按原作者的意图,“在”、“存在”或“生存”等词语似更加远离日常口语而令人“不舒服”,但韩少功在该词的含义和汉语习惯层面上的考虑最后显然为许钧所接受(见韩与许的对话,载《南方周末》2002-8-8)并沿用。

    现在看来,两种译名的唯一差别在于语序,许钧所强调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译)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译)的区别在于“生命”内涵的大小,认为“原书名‘生命中’的范围太广,是一个总的概念,包括了死亡在内的一切东西,这么庞杂的内容很难在一本书中谈清楚;而新书名中的‘生命’二字单指生命本身,多出了许多的哲学意味。”这段话的意思实在有点模糊。首先,昆德拉的原意恰恰是指“包含了死亡在内的一切东西”的being,它的内涵甚至超出了广义的“生命”life,这才更富于“哲学意味”;其次,“生命本身”如果从哲学意义上理解,为什么要排斥“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东西”呢?第三,同样是汉语的偏正词组,某一副词与主词间的语位远近是无法区分副词本身涵义的广狭大小的。可以肯定的一点倒是,许钧的译名将“不能承受的”(Unbearable或L’insoutenable)前置,强调了作品所表达的生存体验及其思考,的确比韩译更符合作者的原意,但这并不是法译本与英译本之间的差别,而是许钧在译法上的改进,与所依据的源本无关。

    至于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关键词“媚俗”(Kitsch),似乎更体现了翻译的先入为主的力量。Kitsch是西方多种语言共有的词汇,它的本意是“矫饰”和“俗气”,虽然昆德拉在小说中意图呈现的是一种自我感动和因自我感动而自我满足的意味,有人因此主张译为“媚雅”更贴切,但“俗”毕竟是此词的最终也是最核心的含义,而且韩少功的“媚俗”至少在字面上概括了“矫饰”和“俗气”两种含义,从而为汉语创造了一个至今富于生命力的新词。

    不管是“生命”还是“媚俗”,在这两个最有可能出现不同处理方式的地方,许译最后都延续了韩译的做法,也是实出无奈。而译文出版社祭出原作者昆德拉的话,来强调法文本“与原文具有同等的真实性”,希望以此凸显新译本的权威,仔细想来仍是一个无法确证的说法。因为若按照译文社宣称的逻辑,就算昆德拉的修订认可是保证法译本真正具有与捷克原文“同等的真实性”的防伪标签,仍无法保证这个标签对中译本同样有效。因为中译本只获得原作者的授权,并没有——至少目前也还无法得到像昆德拉对待法译本那样的具体修正和确认。道理很简单:昆德拉不懂汉语嘛!

    在“原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这一关系链条上,最复杂的关系纠葛恐怕还是在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尤其如果原作者是一位在世作家的话。因为译者可以不在乎读者的反映,这倒不是说他们往往被限制在接受语之内,或者对翻译至多发表一些非专业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读者往往是一个不确定的人群;而原作者则是唯一的原文本创造者和法律权益所有者;这两方面同时造就了传统翻译观念中的原作者权威观念。这样我们不妨问一句:原作者的认可,真可以作为译本忠实性的担保吗?

    果真如此的话,韩少功所依据的英译本,同样曾经是昆德拉认可并给予高度赞扬的。这就要说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美国英译者迈克尔•亨利•海默(Michael Henry Heim,1944—)及其与昆德拉之间的矛盾纠葛了。

    这位海默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斯拉夫语教授,不仅先后从捷克语翻译了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The Joke)、《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及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and His Master),还从德语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By Thomas Mann),从俄语编译过《安东尼•契诃夫的生平与思想:书信选注》(Anton Chekhov's Life and Thought :Selected Letters and Commentaries)等,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多产翻译家和斯拉夫语文学者,其译作不但得到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的认可——他翻译的捷克作家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和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作品广受赞许,而且也曾经是昆德拉最信任的译者之一。

    早在七十年代末,海默曾把被《玩笑》英国译本(由伦敦的MacDonald和纽约Coward McCann同时出版)所删除的一章专门译出,并发表在一家学期刊上。之前,昆德拉曾在《泰晤士文学副刊》发表公开信,抗议英国译者擅自删节其中的重要章节,他显然被海默“这种对受到虐待和羞辱的文学表示同情的高尚举动所深深感染”了。于是有一天,一位名叫阿伦•阿舍(Aaron Asher)的年轻人来敲响了海默教授的门。阿舍是Harper & Row出版社的编辑,受昆德拉之托来邀请海默担当英译者的。在阿舍的建议下,1980年海默翻译出版了《笑忘书》(由Pengain Books出版)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同时取得了文学和商业两方面的成功,也进一步赢得昆德拉的信任。1982年,在昆德拉连获两次“大英联邦奖”之时,海默翻译的《玩笑》出版,昆德拉甚至这样称赞道:“对一本讲述强奸故事并屡受侵犯的小说而言,这是第一部公正可信的译本。”

    1982年底,昆德拉完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语写作,两年后,法译本出版,紧接着,海默的英译本也在美国出版,并获洛杉矶“时代丛书小说奖”。之后的两年间,昆德拉喜事不断:1985年他的戏剧《雅克和他的主人》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剧作得以公演,随后又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成为美国艺术学会荣誉会员,并获诺贝尔奖提名。所有这些,应该都离不开海默的一份贡献。从此,昆德拉开始跻身当代国际著名作家之列,在西欧和美国的声誉如日中天,而我们的韩少功,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不过,伴随着昆德拉日增的声誉,译者与作者之间的矛盾却日渐加深,这主要源于昆德拉所经历的两次《玩笑》翻译事件。继上面提到的发生在六十年代末的《玩笑》英国译本事件十年之后,昆德拉再次遭遇了《玩笑》法译本事件,这时他已定居法国。当1979年的一天,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记者阿兰• 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在采访中问他,为什么他最近的小说失去了《玩笑》那种“华丽”风格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再一次被草率的译本所“劫持”了。因为他的捷克语写作向来追求一种近乎中性的缓和风格,轻松而不失准确,颇有几分家庭医疗手册的味道。怎么就成了一种“华丽”语体了呢?!当晚,他找来马赛尔•艾莫南(Marcel Aymonin)的法译本仔细研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位马赛尔有一种夸张得离谱的矫饰嗜好,比如喜欢把“天空蔚蓝”添油加醋地译作“淡蓝色的天空下,十月举起了它华丽的盾牌”,诸如此类。

    于是昆德拉开始了漫长的与翻译的抗争之路,甚至着迷于与他认为不忠实的翻译作斗争。其实,作为移民作家的昆德拉,特别重视译本的忠实性尤其特殊的道理,因为他深知,捷克语读者只占其读者群的极少部分,“我的书是以翻译形式存在的,这些译本被阅读、评论、评价、接受或者拒绝,我怎能不关注翻译”呢?不过他也曾意识到,任何翻译都无法实现完完全全的对等关系。在捷克语版《笑忘录》中,他就以捷克语lítost(遗憾)一词为例,说明它在其他语言中无法找到真正对应,由此认为理想翻译的不可能实现。但后来当他发现自己的“不可实现”之说正好成为那些粗陋译作的托辞时,他被激怒了,进而即便对自己曾经信任的译者也多疑起来,以至于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海默就是这些译者中的一个。

    其实,早在海默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过程中,昆德拉就在用捷克语与海默讨论译稿的同时,又用英语和法语与编辑阿舍进行不厌其烦的探讨,并表现出对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性的追求。随着昆德拉“译本完美主义”的日益膨胀,终于因《玩笑》英译本的修订事件,与海默这位多年交好,并为他在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声誉的出色译者断交了。1992年,昆德拉借在Harper Collins出版“阿伦•阿舍丛书”之机,在海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编辑阿舍一起对海默译本做了大量修改,这种修改甚至令阿舍也厌烦起来。昆德拉后来强调,作家修改自己已写的东西,这种行为非常具有创造性。当阿舍把修订稿校样寄给海默时,这一次轮到海默生气了,他提出了抗议:“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作出修改,因此我拒绝署名。”后来出版的修订本上因此没有列出任何译者的名字。

    其实,作为冤屈的昆德拉译者,海默并不是第一个,也不算最后一个。在找到海默之前,昆德拉就对自己所信任的第一个美国译者发生过怀疑。这位名叫彼得•库西(Peter Kussi)翻译家曾从捷克语翻译过《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告别圆舞曲》(Farewell Waltz,英译为The Farewell Party)及其他短篇小说。而在海默之后,昆德拉又与再度请回来的库西因为《不朽》的翻译和《告别圆舞曲》的修订而断交。用《世界语》(Lingua Franca)杂志资深编辑凯莱布•克雷恩((Caleb Crain,感谢清华大学郭昱教授提供的材料)的话说,昆德拉的斗争固然取得了效果,也付出了代价。他是否在为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而损害自己的作品和声誉呢?

    如此看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英译过程,倒应该是昆德拉与海默最融洽的一次合作了,而韩少功的中译本所依据的就是海默的英译,1984年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试着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八十高龄的昆德拉发狠学习汉语了,并取得了如他的法语、至少是英语那样的成绩(七十年代初起,昆德拉向妻子学英文,1975年移居法国后开始学习法语),总之能读懂中文了。这时候他对韩少功和许钧的两个中译本会有怎样的判断呢?一个是从英语“非法”转译却使昆德拉在十几亿人口的中文世界里声名大振的译本,另一个是从自己亲自参与修订的法文本转译、获得自己授权但对读者的影响长期无法盖过前者的译本,他更倾向于哪一个呢?我们能保证他一定喜欢后者吗?或许韩少功与许钧一样,都免不了与昆德拉“断交”的可能吧。

    其实,文学翻译在整体上当然应该始终以传达原著的意图为宗旨,但这并不否认译者的创造性因素,而这种创造性的发挥,是在忠实与自由的两难处境的夹缝中展开的。如果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译文即便能被理解,也难免支离破碎;但若自由地调整原作的结构,以便达意清晰,就有可能丧失成就其文学作品个性的语言细节。

    作为原作者,昆德拉追求译本的质量本没什么错,甚至强调作者对旧作的修改权及其创造性也无可指责,但他因此又否定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权利(这种权利同样是无法也无力剥夺的,除非原作者亲自出马,用不同的语言将原作重写一遍)并追求绝对的忠实,这其实是一种文学翻译的乌托邦狂想。巴别塔既然无法在人类整体历史中存在,当然更无法在个体身上实现。他从对翻译质量的必要警惕开始,一路下来,最后发展成对已经进入传播和接受流程的文本之权力欲的无限膨胀,甚至对翻译主体之创造性的无条件褫夺,是不是出于一个来自弱势民族的流散作家的一种跨文化飘泊的焦虑呢?但是,他管得了法译本、英译本,还能管得了生前生后、已有将有的各种语言的所有译本吗?

    写到这里,作为中文世界里众多昆德拉爱好者的一份子,我不禁感叹:幸运的韩少功,冤屈的海默,无奈的昆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