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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文版序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写实主义。顾名思义,写实主义——或其别称现实主义——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说」时已经是流行话题,五四以后更带动出文学热潮。到了三〇年代,写实主义沾染了批判色彩,成为针砭社会,鉴照时代流变的利器;日后左翼论述更化「写实」为「现实」主义,以强调写作的积极政治性。由此人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等纷纷兴起,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依然是文学创作的焦点。

    传统中国小说从来不乏写实模拟的意识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纪之交,因为西方论述的引进,「写实」才形成一种流派,占取了话语权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而言,「写实」相对于蒙昧不义,充满解放和启蒙意义,俨然奉了「写实」之名,真相得以显现,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当「写实」主义在左翼论述里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之际,一种迫切的时间感和意识形态召唤更呼之欲出。

    写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它文学流派,写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作家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和试验,足以使写实主义小说成为我们探勘中国现代性的最佳途径。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写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 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精心动魄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理念,本书对三〇年代——「写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崭露头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百无出路之际执笔创作,却为大革命前后的政治与激情作出最动人的见证。老舍凭借嬉笑怒骂的风格,写尽市井小民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笑声和泪水。沈从文则白描故乡山水人事,投注无限深情,终于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写作的第一人。

    这三位作家基本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像是对时空环境的观照,对生活细节的白描,对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对时间和事件交互影响的思考等。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却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藉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而如前所述,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仅在于风格和题材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写实」和「小说」的意义和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茅盾藉小说和官方「大叙事」抗衡,并且探索书写和革命相辅相成的关系。老舍的作品尽管幽默动人,却总也不能隐藏对生命深处最虚无的惶惑。而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和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

    合而观之,我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写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正因为作家理解写实/小说内蕴的高度不稳定性,乃能将历史的先验与后设、政治的权宜和变化,展露无遗。

    二,老舍的作品引领我们思考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因素。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和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由此展开人与我,表与里, 疏离与参预的重重辩证,构成写实小说的伦理学界面。

    三,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写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写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写实主义一跃而为文艺正统,但「现实」的律令反而愈发严峻。在重重压力下,茅盾、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事业都归于沉寂,这毋宁是现代小说的巨大损失。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不绝如缕。杨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历史小说,赵树理充满世故的民间叙事,甚至孙犁、刘绍棠的社会主义抒情随想,都可以看出线索。八十年代后,大陆文学界再次活络,而且与海外文坛互动频繁。作家们的眼界既开,对「现实」的发现或发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在颠覆历史、政治大叙事,重组民间伦理关系,或召唤「有情」的主体时,他们似乎与当年的茅盾、老舍、沈从文展开又一轮的对话。从「寻根文学」到「新历史」、「新现实」小说,从《现实一种》(余华)到《大说谎家》(张大春),现实主义小说的流变不变,可以如是观。

    必须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样和命题当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从文以外,还有许多作家曾为我们示范不同的写实主义创作。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相对于一般论述对写实主义所设的公式化定义或一以贯之的流程,我认为如果中国写实/现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派或教条的持久不衰,而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这一工程在今天理应持续进行。

    本书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英文写成,在材料和方法学的运用上难免显出彼时的限制,如茅盾多项私人资料当时仍未出土,《沈从文全集》也尚未编纂完成。而书中行文立论也每每显出与当令西方批评理论唱和的痕迹。几经斟酌,我决定对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动,而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研究经验的纪录,静待后之来者的批评。与此同时,我近年对茅盾、老舍、沈从文所作的研究,也许可以算是对此书不足之处的补强。

    本书中译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晓真博士翻译;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国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翻译。各章译稿又分别由高嘉谦(国立台湾大学)、蔡建鑫(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张恩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安赫斯特校区)、宋伟杰(美国罗格斯大学)、宋明炜教授校改。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学有所成,分别在台湾和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本书翻译能够得到他们的鼎力协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须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最后的完稿由我作了全面修订。

    本书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为种种原因担搁至今,这是要特别要致歉之处。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常年为此书联络协调,谨此敬致谢忱。我更要谢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女士和其它编辑同仁的精心策划。他们推动人文研究的热情和专业的编辑经验,永远是对作者的最大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