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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生存悲歌的极致之旅——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受活》是一部异常罕见的奇特之作。从表面上看,它依然延续了作者在《日光流年》中所体现出来的叙事品质,大力发挥极致性的想象,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以及事件现场,都获得了夸饰性的展示。但是,在内在意蕴上,它却大大超越了《日光流年》对苦难的单一性思考,而以奥威尔式的艺术思维,于幽默嘲讽之中,凸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在寻找生存变革时的荒诞性努力,揭示了某些隐秘而又吊诡的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们在与市场法则对接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颠疯式情形。可以说,《受活》是一曲乡村苦难的生存悲歌,但是它却通过强烈的喜剧化叙事情境得以彰显。

    小说为我们设计了耙耧山区一个叫受活庄的偏僻山村。那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仅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时常六月下雪,冬日酷暑),而且绝大多数村民均有残疾,极少有健全者。这种生存境域的贫困与绝望可想而知。但是,土生土长的柳鹰雀县长却要雄心勃勃地带领全庄百姓踏上小康之路。他的致富思维是:在当地建立一个庄严宏伟的列宁纪念堂,然后从解体后的苏联将列宁的遗体买回来,让无数旅游者前来瞻仰并收取门票。为了筹集巨额的“购列款”,他不仅充分利用一切海外侨胞的关系,又通过“受活庆”的启发,大力发掘受活庄残疾人的各种特长,成立“残疾人绝术团”,在全国巡回表演……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动下,受活庄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富梦想,随即又在被劫与折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场颠狂式的求富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的突围表演,而是中国乡土社会中各种伦理思维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纠缠,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梦魇所笼罩的苦中作乐式的“受活”。

    这种直逼荒诞真相的叙事目标,最集中地体现在县长柳鹰雀和受活庄的精神领袖茅枝婆身上。这是两个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人物,也是两个价值观念与政治愿望截然相反的权力符号,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要不留余地地让受活庄进入自己内心预设的生存轨道上来。由此,两人之间便出现了自由与颠狂、求存与发展、平静与骚动之间的尖锐对抗。这种对抗,既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又折射了权力的控制法则。柳县长内心的求富梦想,固然有其政绩和仕途的需要,有其“父母官”角色的自觉发挥,但从本质上说,还是由于他对权力规则的理解与纷乱的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他在处理焦灼而又无奈的生存现状时,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荒诞的深渊。而茅枝婆作为一种革命化的经验符号,在历史的多次教训中,自觉地形成了“对权力不信任”的观念,所以,她的惟一抗争目标,就是要让受活庄自由而平静地活下来。同时,这两个人的对立,又凸现了欲望诱惑与理性法则、非理性的政治热情与客观化的生存秩序之间的潜在冲撞,也由此导致了柳县长理想的破灭和受活庄最后重归于“天堂般”的平静。

    但是,在这种平静的背后,我们又看到作者对现实生存的不安和无奈,苦涩与悲悯。事实上,《受活》之所以让人颤栗不已,就在于作者通过极端的撕裂方式,对某种无边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肢解,展示了权力思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构性本质。它以反逻辑的超验性叙事为支撑,通过对一些基层权力人物颠疯式政治思维、畸恋式致富追求、以及单一化领导方式的喜剧性披露,使我们在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叙事场景中,看到了人性的许多悲剧真相。这些真相,不仅表现在某些具象化的真实细节中,还体现在各种奇异的想象和四处潜伏的隐喻性话语里——无论是人物命运的设置,还是植物性章节的命名,都预言了某种时空的轮回观;无论是结构的安排(故事主体与絮语的双重叙事),还是章节的奇数设定,都潜藏了某些特殊的苦难历史。它是想象的狂欢,幽默的舞蹈,又是尖锐的反讽,悲剧的裸示。正因如此,《受活》才显得十分丰沛,具有广阔而又奇特的解读空间。